袁振英信奉無政府主義，是那個時代的最激進派；辜鴻銘贊同帝制，是那個時代的最守舊派。辜鴻銘曾稱無政府主義者為“無王黨”，并認為無政府主義應譯為“無王主義”。在袁振英的眼里，辜鴻銘?；手惖乃枷攵骖B固，但他忠于自己的良心，信仰與行為始終如一的執(zhí)著，敢于反抗時代，不在乎利害，不在乎社會主流的壓力，一個人面對全社會的白眼、憤怒、誤會、迫害而全然不顧，按照自己良心的指引，憑個人的自由意志行事，敢于與整個社會為敵，孤獨而自信地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這樣的勇氣和執(zhí)著讓袁振英發(fā)自內心地敬重、佩服與向往。他甚至拿自己北大英文門的同班同學李季善變的悲劇來反襯辜鴻銘執(zhí)著的可貴。他這樣寫道：“當時我們的同班還有李季、許德珩等。許氏因事轉了學系，李氏的頑固頭腦，一如辜先生。他在《我的生平》一書中已經講到了。后來李氏因為賣文為活，譯了《社會主義史》一書，由 新青年社 出版，容易得到稿費，便同共產黨發(fā)生關系，只是轉變太速，也得不到良好的結果。我寧可贊成辜先生的抱殘守缺，決不愿別人的善變，因為投機主義是不會成功的，只是掛羊頭賣狗肉罷了！”事實上，辜鴻銘也以自己的執(zhí)著為傲。據羅家倫回憶，辜鴻銘曾在北大課堂上聲稱：“現在中國只有兩個好人，一個是蔡元培先生，一個是我。因為蔡先生點了翰林之后不肯做官就去革命，到現在還是革命。我呢？自從跟張文襄（即張之洞）做了前清的官以后，到現在還是?；??！痹裼⒃跉赓|上也是這樣的人，和辜鴻銘有神似的地方。他自己雖然新潮，絕不欣賞中國傳統的孔孟之道，這點與另外一個老師胡適很相似。但從感情上，在人格上，在個性上，他更趨向辜鴻銘，反而對胡適的善于周旋，對胡適說的中國簡直沒有文明可言的說法頗有微詞。說到底，辜鴻銘袁振英師生之間的差異只是他們兩人堅持的內容大不相同，但固執(zhí)的態(tài)度與特立獨行的行為方式卻異曲同工，他們師生之間來往密切，多半也是因為氣質上的惺惺相惜，有相互吸引與共鳴的地方。在辜鴻銘的身上，袁振英找到了自己的影子。袁振英評價辜鴻銘的時候寫道：“辜先生是一個時代的反抗者,并且是一個良心的反抗者,不論好壞,他一定要批評,寧可做社會的公敵,良心覺得不對的,就是罵,痛罵;他罵得也痛快!他不肯降服社會,人云亦云。他寧可做一個真小人,不肯做一個偽君子;要同社會對抗!”這一段既是袁振英對他老師高度的同情與認可，也可以看做他自己的夫子自道。

背了個復辟守舊者的罵名，在革命巨浪洶涌的氛圍里，辜鴻銘暮年異常地落寞。1928年4月30日，他的生命走到了盡頭。臨終前，辜鴻銘的床上還放著儒家典籍的講稿。當時的國聞社和《大公報》發(fā)了這樣一條簡短的報道：“辜氏所患原肺炎癥，歷時已月余，遍經中西醫(yī)診治，以年老未易奏功，竟以不起。 他為學好推崇儒家，于西方哲學多所非難。又主忠君之說。性孤僻，發(fā)辮至死猶存?！?/p>

辜鴻銘死后六年，上海的《人間世》雜志于1934年出過紀念他的特輯。袁振英當時寫了幾篇文章追思故去的老師。為一個人這樣再三寫文章追念，對厭惡奉承逢迎的他是罕見的行為。他由衷感嘆道：“辜先生已矣!我們的同學當中，還沒有一個能升堂入室，就是在中國再想找第二個辜先生，恐怕還不知道什么時候會有呢！待河之清，人壽幾何！我不只為辜先生一生潦倒哭，且為中國的文學界悲！瞻望前途，余欲無言！”當時的袁振英從老師的黯淡命運中，似乎也預感到了自己不為人理解的悲涼命運在趨炎附勢、人云亦云的社會氛圍中，這就是他們這樣叛逆者無可逃避的宿命，只是這對師生盡管生前已經感覺到了，但孤傲固執(zhí)的他們卻無意回頭，因為這樣的特立獨行正是他們自己獨一無二生命沖動的最好展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