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鴉片戰(zhàn)爭驚醒了日本朝野，及時地為他們提供了前車之鑒的話，那么十年后的太平天國革命對日本的明治維新更是起了直接的推動作用。

由于太平天國革命包含著復雜多重的種族矛盾、階級矛盾以及中西文化的沖突，日本朝野各界由于利益背景的不同，對之的看法各有不同。比如，幕府統(tǒng)治集團對太平天國革命當然是深感恐懼，嚴加防范，惟恐危及自己的統(tǒng)治；一般日本庶民出于樸素的正義感，對太平天國革命懷有同情之心，實際上表達了對腐敗的德川幕府統(tǒng)治的不滿；而日本武士階層特別是幕末維新志士，對太平天國革命缺乏正統(tǒng)性和摒棄周孔之道、信奉基督教而加以責難。然而，這些不同的看法引出的結(jié)論卻是高度的一致：日本必須加緊實行變革維新，否則后果不堪設想。

幕末著名維新思想家吉田松陰在《清國咸豐亂記》一書中這樣認為：“中國的治亂往往和我國的關系至大，決非離我遙遠的歐美諸夷可比。”因此，太平天國革命的這一變亂對日本自然會有重大影響，他還舉了歷史上有名的例子：“過去天平寶字時，唐代安祿山謀反，天朝就命筑紫，加強武備，可見古代朝廷的用心，現(xiàn)在也應如此?！彼鲝垜斠灾袊淖儊y為殷鑒，從鴉片戰(zhàn)爭和太平天國革命中吸取教訓，采取措施，防止內(nèi)憂外患聯(lián)手，釀成不可挽回的敗局。

對于日本有識之士來說，這種憂慮是極其自然的。鴉片戰(zhàn)爭后中國一步步淪為列強的殖民地，增加了他們的危機感，他們擔心中國的內(nèi)亂會波及日本，轉(zhuǎn)化成本國的“外禍”與“內(nèi)亂”。早在1853年（日本嘉永六年）6月2日，薩州的藩醫(yī)藤龍棟在一封信上就表示：從中國兵亂的情況可以看出，已經(jīng)到了整個世界都將發(fā)生動蕩的時代了，因此他預言“日本在十年之內(nèi)也將發(fā)生戰(zhàn)爭”。這個預言后來果然應驗。

1862年一批日本藩士乘坐“千歲丸”到上海，親眼目睹了西方侵略者在中國土地上橫行霸道的現(xiàn)狀和基督教勢力在中國的擴張。據(jù)大樹藩的藩士土峰源藏的細致觀察：“清方連把守上海城門的兵力也不足，現(xiàn)在交給英法兩國來守城門。”“城內(nèi)書院成為英軍營房，亂丟孔子畫像，人影絕跡，其情可悲，令人不勝嘆息?！保ㄒ姟肚鍑Ｉ弦娐勪洝罚┧麄儑@息清政府“外有洋夷猖獗，內(nèi)有賊匪煸亂”的可悲處境，感到日本“近在一水之外，真是十分令人擔憂的。”他們得出這樣的結(jié)論：外患引起內(nèi)亂，而內(nèi)亂又加深外患，因此對同樣處在西方勢力沖擊下的日本也可能發(fā)生大規(guī)模人民革命的前景感到非常不安和恐懼。吉田陰松指出：如果國家混亂，流民蜂起，黠夷就會乘機而至，而最危險的，莫過于流民與黠夷相勾結(jié)，內(nèi)憂與外患相結(jié)合。要防止這樣的事情發(fā)生，就必須以“厚民生，正民心，養(yǎng)民力”為最大急務。

就這樣，中國的太平天國革命為日本的明治維新了提供了巨大的推動力，正如鴉片戰(zhàn)爭開啟了日本看世界的眼睛。其實，豈止是鴉片戰(zhàn)爭和太平天國革命，日后中國的洋務運動、戊戌維新、辛亥革命、五四運動、五卅運動、北伐戰(zhàn)爭……哪一個事件沒有對日本產(chǎn)生過震動或深遠的影響？當然，僅有這些外部因素存在，而沒有日本那樣的敏感的接受系統(tǒng)，縱然天賜良鑒，也會漠視無睹的。

英國諜報史專家理查德·迪肯在《日本諜報史》里指出：“日本的獨特之處，就在于它的諜報概念比其他國家更加廣泛，也更富有想象力。世界上沒有一個民族有日本人那樣強烈的求知欲，渴望充實自己。這一點始終是日本諜報思想的基礎，也是日本人其他方面生活的支柱。今天日本已經(jīng)躋身世界上最偉大強國之列，靠的是收集情報?！钡拇_，日本人都是廣義的“間諜”，構(gòu)成了這個“超敏感警報系統(tǒng)”無數(shù)靈敏的小觸角。

在一本西方學者《南蠻文化渡來記》的書里，記載“鐵炮傳來”的故事：1543年9月23日，一艘中國船因遭暴風襲擊漂流到了日本薩南的種子島，船上有三名藍眼睛高鼻子的葡萄牙人，穿著奇裝，猶如天外來客，在當?shù)鼐用裰幸痱}動。同船的中國人通過筆談告訴日本人，此乃“西南蠻種之賈胡”，引起島民極大的興趣，而更吸引人的，是其中兩位隨身佩帶的武器，就是“鐵炮”（火槍），試之果然威力不凡?？匆娺@樣的東西，該島領主時堯立即不惜重金求購，同時下令手下的工匠金兵衛(wèi)盡快地學習制作。為了學得技術，金兵衛(wèi)甚至不惜使出“美人計”，向船長獻出自己的女兒。

這使我想起戰(zhàn)后日本人到世界各地到處“偷”技術，許多企業(yè)就是依靠這種“偷”逐步發(fā)展起來的。汽車、手表、半導體、彩電、照相機……無不如此，只要世界上存在比自己好的東西，很快就會被日本人收入囊中，經(jīng)過改造之后變成自己的東西，這已經(jīng)成了日本人的一種本能。

一位留日學生在自傳中寫到：他曾在日本一家生產(chǎn)電器零件的小公司和一幫家庭婦女一起打工，工作較簡單，就是用手工將很細的金屬線穿進一個部件里，一開始他干得很慢，速度遠不如日本娘們，后來由熟生巧，他發(fā)明一種新的穿進辦法，別人都是一根一根往里穿，他卻能一次同時穿三根，效率一下子就上去了。這一下引起日本同行的警覺，不斷有人窺視他的動作。一個星期以后，他發(fā)現(xiàn)，所有日本娘們都采用了這種新技術，使他不勝驚訝。

普通家庭婦女尚且如此，遑論別的日本人。行文至此，不能不叫人感慨萬千。比起日本這個近鄰，我們中國人顯得何其的遲鈍和麻木！鴉片戰(zhàn)爭的慘敗和喪權辱國的城下之盟，沒有喚醒中國人；長達十四年的太平天國內(nèi)亂，沒有真正觸動昏聵的大清政府；甲午一役，堂堂的天朝帝國敗給了東瀛蕞爾小邦，驚動朝野，但對廣大的中國民眾來說，日本仍然是一個陌生的存在；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意義不可謂不大，但這個運動仍然局限于少數(shù)仁人志士；甚至連震驚中外的五四運動，主要也限于知識分子，而大多數(shù)中國的民眾仍然處于蒙昧狀態(tài)，直到日本侵略者的炮火燒到中國全土、刺刀架在每一個中國人的脖子的上世紀三十年代，中國人才真正擺脫麻痹的狀態(tài)。還是毛澤東說得對：要不是日本軍閥占領了大半個中國，因此教育了中國人民，中國人民就不會覺悟，不會團結(jié)，不會武裝起來進行斗爭。一個如此從容不迫、感覺遲鈍的民族，與日本這樣一個超敏感、進取心十足的國家為鄰，實在讓人擔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