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學稼：和蔣介石當面頂牛的傳記作家
　　
　　鄭學稼一生著譯出版了近七十部書，其中最為暢銷的是《魯迅正傳》。它脫稿于1941年2月16日重慶黃桷鎮(zhèn)附近的村莊井潭。那時，他在北碚夜以繼日地在菜油燈下寫作。限于戰(zhàn)時的環(huán)境，他未能找到全部的魯迅著作來讀。即使這樣，這本《魯迅正傳》于1942年3月1日由重慶勝利出版社出版后，在江西、廣東還出現(xiàn)了盜版本。1953年1月由黃震遐任總編輯的香港亞洲出版社重版，以后又有臺北盜版本在書市出現(xiàn)。
　　
　　鄭學稼生于1906年，福建長樂縣人。1929年冬東南大學農(nóng)學院畢業(yè)，曾出版畜牧書籍六種。1933年赴日本研究日本史。1935年至1943年任復旦大學經(jīng)濟學院教授。1944年任國防部外事局上校專員。1945年任暨南大學教授。赴臺后歷任臺灣大學、政治作戰(zhàn)學校、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教授。
　　
　　早年參加過中國共產(chǎn)黨的鄭學稼，脫黨后從事馬列主義、聯(lián)共黨史、蘇聯(lián)史和日本問題研究，從此走上和左派背道而馳的道路。還在40年代初期，他就和胡風發(fā)生過論爭，寫有《論民族形式》一文，批評、諷刺作為魯迅高足的胡風的“民族形式觀”。1943年底，胡風在國統(tǒng)區(qū)《時事新報》上發(fā)表的《現(xiàn)實主義在今天》，并不是如1955年反胡風運動時曾彥修（嚴秀）所說系針對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而寫，而是對鄭學稼批評的回應。鄭學稼在復旦教書時認識胡風，兩人合不來。他之所以在這時寫《魯迅正傳》，是為了遏制該校師生中及社會上左傾思潮的發(fā)展，為30年代末和40年代初掀起的魯迅熱潑冷水。正因為鄭學稼反魯（迅），所以他在復旦大學的同事，如那時的教務長、《共產(chǎn)黨宣言》第一版的譯者、魯迅的老友陳望道，當年紅色政權(quán)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張志讓，還有左翼作家靳以、胡風均反對他，鄭學稼不得不黯然離開復旦大學。
　　
　　《魯迅正傳》從書名到內(nèi)容對魯迅均持貶損態(tài)度。鄭學稼一貫認為：“魯迅是文學家，但不是思想家，更不配稱‘中國高爾基’。”因而此書出版以后，遭到許多人的批評。如形中實左的曹聚仁在香港時就說鄭學稼的著作“顛倒黑白，亂說一氣”。鄭氏和陳獨秀在經(jīng)濟上有往來，還和陳獨秀書信往返中探討時局變遷及中共黨史人物評價問題，并幫陳獨秀轉(zhuǎn)支票給他多次見過的張國燾。鄭學稼毫不否認他和早期共產(chǎn)黨領(lǐng)導陳獨秀往來密切，思想觀點上有許多相似之處。
　　
　　鄭學稼生性倔直，脾氣古怪。他為了自己的祖籍福州和閩侯的改名與隸屬問題，和蔣介石當面頂牛，蔣介石因此不再召見他。但他在臺灣有一小批追隨者和崇拜者。他在70年代前期于政治大學講授《社會主義運動史》、《第三國際史》等課程。著名大陸文藝研究家周玉山在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時，深受鄭學稼的影響，以其私淑學生的身份選擇了左聯(lián)作為碩士論文。
　　
　　鄭學稼赴臺后仍繼續(xù)研究魯迅，并于1978年增訂了《魯迅正傳》。增訂版與舊版的不同之處在于：一、刪去了諷刺魯迅的話；二、盡量用可靠的記錄，敘述魯迅的一生；三、詳述魯迅思想的演變，及其與創(chuàng)造社、新月派、民族主義派、第三種人的論戰(zhàn)；四、描述魯迅晚年對周揚的反抗、對“國防文學”的不滿；五、新增許多附錄，幫助讀者了解魯迅思想的來源等；六、在篇幅上，擴展至二十章，由原來的一百一十二頁增至六百一十六頁。
　　
　　增訂本雖然與舊版有諸多不同，但是在否定魯迅不是“革命家”而只是文學家這一點上是相同的。對魯迅的人格，鄭學稼也有不同的看法。鄭氏在談到左聯(lián)成立時，說瞿秋白、茅盾、周揚等人參加了成立大會，其實這些人當時在國外--蘇聯(lián)和日本，并未回國出席。但這本書的某些史料的運用仍有可取之處，如寫蔡元培參與反國民黨統(tǒng)治的活動，為左派書籍出版提供方便，幫魯迅與中共高層人物聯(lián)絡，以及附錄中由對魯迅書賬的研究找到魯迅左傾思想的根源，就很具新意。此外，該書肯定魯迅的論敵“第三種人”所提出的文藝創(chuàng)作自由的主張，以及對“民族主義文學”失敗原因的分析，均符合歷史原貌。鄭學稼的魯迅觀與左翼文人有重大原則分歧，大陸學者均一致認為他屬“反魯派”，但他和同是反魯?shù)奶K雪林并不完全相同，鄭學稼就不贊同蘇雪林對魯迅從人格到文格的全盤否定。鄭學稼這本書，在臺灣乃至海外影響甚大，連某些臺灣左派人士也推薦此書。如臺灣時報文化出版公司在1985年版《魯迅正傳》的勒口上，就印有陳映真的摯友尉天驄“推薦的話”：“從30年代開始，魯迅在中國近代史的地位就一直難以確定，譽之者頌之為‘中國近代思想的導師’，毀之者詆之為‘赤色的文棍’；這些都是政治主義下被歪曲的魯迅形象。受到這種影響，人們便很難從中國近代史的演變和中國知識分子掙扎于理想與現(xiàn)實的沉痛中去理解魯迅，以至于他的吶喊、彷徨、悲憤、委曲，和他的挫折、扭曲、虛無與感傷，都難以為人了解。鄭學稼先生這本書根據(jù)第一手的資料來寫魯迅，不但使人接觸到中國近百年來的不幸，也同時使人體認到這一代中國知識分子的悲劇歷程。”
　　
　　《魯迅正傳》不光是對魯迅本人文學作品的研究，鄭學稼是通過一個人去折射當時的社會思潮與文學思潮，因而到了1943年元月，鄭學稼又由勝利出版社出版了他的第二本文學著作《由文學革命到革文學的命》。此書按歷史的順序敘述文學革命后左翼文壇的發(fā)展概況。書名所說的“文學革命”，始于陳獨秀的“文學革命論”。書中的史料不大可靠，如說魯迅的父親“在考場中舞弊，被關(guān)在杭州監(jiān)獄里”，其實是其祖父而非父親。書中還說他親耳聽蘇門答臘北部棉蘭的一位華僑告之：殺害郁達夫的兇手不是日本皇軍，而是出賣他的另一文學家王任叔（巴人）。這顯然經(jīng)不起查證。日本鈴木正夫曾訪問過許多日本駐蘇門答臘舊憲兵，結(jié)論是：“殺害事件是由幾位來自武吉丁宜憲兵隊的憲兵們所策劃。有一個憲兵私下秘密決定，瞞過上司，叫幾個部下把郁達夫處決……至于殺害郁達夫的動機，正如中國人士所說，是要消滅有資格在審訊戰(zhàn)犯時的證人?！保ㄍ鯘櫲A編：《郁達夫卷》，臺灣遠景出版公司，1984）。另有日本的小田岳夫所著《郁達夫傳》，也可作旁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