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純文學》受政治大禍牽累?？?br>　　
　　在“反共抗俄”的年代里，信奉自由主義文學思潮的林海音，所高揚的是“純文學”旗幟和創(chuàng)作自由論，這在客觀上正好與政治掛帥的“三民主義文學”觀相對峙。在林海音主持下的《純文學》，讓一篇又一篇政治不掛帥而文學形式純正的作品登場，甚至采用日本左派三島由紀夫的評論《結合劇作家的才能與小說家的才能》，在一定程度上是作為“戰(zhàn)斗文藝”的對立形態(tài)和文壇的補充力量出現(xiàn)的。不管當時創(chuàng)辦者對《純文學》刊名作何種解釋，可“純文學”一詞正是對政治壓迫文學的一種反抗，其潛臺詞是認為反共文藝受政治支配，常常有“戰(zhàn)斗”而無“文藝”，不算純正的文學。以這樣的文學觀念編出來的雜志，自然與主流文學呈不同風貌，這就難為官方所容。就像當年林海音參與編輯的《文星》被當局所封殺一樣，《純文學》在官方控制的園地里也顯得異常刺目，有位“立法委員”在“立法院”質詢時就曾造謠，說“林海音當年編的《文星》雜志是美國人出資辦的，現(xiàn)在又是美國人出資辦《純文學》月刊”13。
　　
　　《純文學》后來?？弯N路打不開、一直虧老本有極大的關系，但白色恐怖的肅殺氣氛，才是促成《純文學》之花凋謝的真正原因。這一點均為《林海音傳》及其他回憶文章所忽略。據(jù)一度成為臺灣作家卻不寫“戰(zhàn)斗文學”的“自由派”文人--即香港版《純文學》主編王敬羲寫的紀念林海音的文章中說，《純文學》的終止“是受一宗政治大案的牽累。主持人為了避禍，不惜‘自廢武功’，最后停了刊”--
　　
　　這要從李荊蓀案談起。60年代在臺灣，是白色恐怖獗獗逼人的時期。文化人朝不保夕，被捕入獄者多不勝數(shù)，柏楊、李敖之外，還有崔小萍（傳媒人）、陳映真（小說家）等。而到了李荊蓀被捕（1972），也就達到了最高峰，因為李荊蓀是著名報人（《大華晚報》的總主筆）。我記得在李荊蓀被捕之后不久，1983年11月我因事到了臺北，住在館前路的中國大飯店。一天早晨電話突然響了起來，接聽時發(fā)現(xiàn)是林海音的夫君何凡帶著萬分緊張的聲音：“王敬羲，我必須現(xiàn)在來酒店一趟，和你見面談！”當我們約好在酒店的頂樓的咖啡廳見面后，他立刻掛斷了電話。何凡在北京長大，講一口京片子，平時給朋友的感覺是非常平易近人的。那天的緊張談吐，殊非尋常，令我意識到有事發(fā)生了。果然，半小時后就見何凡從咖啡廳的門口匆匆走進來。他戴著大近視眼鏡，神色嚴肅，坐在身后，還左顧右盼了一陣子。我為他叫了飲料，他開始說：“王敬羲，林海音有話跟你談。我來替她說?！?br>　　
　　他的緊張傳染了我，我怔怔地望著他。
　　
　　他說：“王敬羲，你回香港后準備一下，《純文學》要停辦了?！蹦菚r《純文學》雖然一直虧損，在臺港兩地已出版了超過五個年頭。他說：“《純文學》辦不下去了，林海音辦這個刊物，熬夜校對眼睛都快瞎了。學生書店（《純文學》的投資人）賠了幾百萬臺幣還不算，政府在拉人坐牢?。　彼肿笥覐埻艘幌?，繼續(xù)說：“李荊蓀給拉進去啦，你在外邊想必已經知道了，早幾天主筆團還在一起吃飯，第二天就把人拉進去啦。說拉就拉，誰還敢辦刊物？……現(xiàn)時林海音手頭還有一批稿，再出多一期臺北這邊就決定?？恕Ｏ愀勰沁?，你自己斟情處理吧?！闭f完他站起身，說句“我先走了”，轉眼就不見了人。14
　　
　　臺灣版《純文學》停止運作后，香港版《純文學》則由月刊改為雙月刊，出至六十七期終止?？缭饺旰?，即1998年5月，港版《純文學》在香港特區(qū)政府藝術發(fā)展局的資助下，由王敬羲主持重新復刊，到2000年12月共出了三十二期。這種“純文學”香火不斷的現(xiàn)象，也算是對“問君此去幾時來，來時莫徘徊”的林海音的一個慰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