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光中向歷史自首？
　　
　　余光中年輕時喜歡參加論戰(zhàn)，可一過中年，便無心戀戰(zhàn)。鄉(xiāng)土文學論戰(zhàn)二十年后，有人勸余光中為文澄清別人對他的誤解，他苦笑地說：“可是我覺得會是徒然。真理未必愈辯愈明。論戰(zhàn)事件，最方便粗糙的文學史家貼標簽，分楚漢。但是哪一個真有分量的作家是靠論戰(zhàn)，甚至混戰(zhàn)來傳后的呢？”70他覺得自己沒有“九條命”，只能把最寶貴的“一條命”用來創(chuàng)作：“與其鞏固國防，擴充軍備，不如提高品質(zhì)，增加生產(chǎn)。”71他還自負地認為：“我與世無爭，因為沒有人值得我爭吵?！?2這未免有點太理想化和不食人間煙火了。生活在紛爭的文壇上卻要完全躲開論爭，是不可能的。因而當趙稀方的《視線之外的余光中》73發(fā)表后，余光中只好接招，寫了《向歷史自首？--溽署答客四問》：
　　
　　客說：聽說你最近在大陸出《余光中集》，把早年某些引起爭議的文章，例如1977年那篇《狼來了》通通抽掉了，有隱瞞讀者之嫌，是嗎？
　　
　　我說：任何作家出文集，都不免有些刪除。如果凡發(fā)表的都收進去，恐怕就會變垃圾箱了?！独莵砹恕肥且黄獕奈恼隆Ｋ匀绱?，要把它放回歷史的背景上去，才能明白。1977年，大陸剛經(jīng)歷“文革”，喘息未完。在那場浩劫中受害的知識分子難計其數(shù)。我于1974年去香港教書，對“文革”的余悸并不陌生。當時我班上的學生，家在廣東，常向我親述“文革”真相……去港不久，因為我在詩中批評“文革”，招來“左報”、“左刊”的圍剿，攻擊我的文字當在十萬字以上，致我的心情相當“孤憤”……在“文革”震駭?shù)膲毫ο?，心情沉重，對一般左傾言論都很敏感。對茫然九州鄉(xiāng)思愈深，而對現(xiàn)實的恐懼愈強，其間的矛盾可見于我的詩句“患了梅毒依舊是母親”……這就是當年我在香港寫《狼》文的心情，但是不能因此就說，那篇文章應該那樣寫。當時情緒失控，不但措辭粗糙，而且語氣凌厲，不像一個自由主義作家應有的修養(yǎng)。政治上的比附影射也引申過當，令人反感，也難怪授人以柄，懷疑是呼應國民黨的什么整肅運動……《狼》寫得不對，但都是我自己的意氣，自己發(fā)的神經(jīng)病，不是任何政黨所能支使……《狼》文發(fā)表以后，引起許多爭議，大多是負面的。許多朋友，例如齊邦媛、張曉風都曾婉言向我諷諫。晚輩如陳芳明，反應就比較強烈……有這么多愛護我的人都不以為然，我當年被心魔所魅是顯而易見的。74
　　
　　余光中在這里交代《狼來了》的寫作背景和心態(tài)，有參考價值。他還承認《狼來了》是篇壞文章，這說明余光中有自我批評精神。有人認為，余光中和大陸的余秋雨，對自己的歷史問題均死不認賬，都不愿意懺悔。其實，余光中比堅決不認錯的余秋雨要好一些。但陳映真并不這樣認為：
　　
　　余先生在這篇對自己做結論的《向歷史自首？》中，關于《狼來了》的反省，只有一句是有所反省意識的話：“政治上的比附影射”“引申過當”。相形之下，“情緒失控”、“措辭粗糙”云云就顯得避重就輕、蒙混過關的味道。其實，在余先生對鐘玲教授，在給我的私信中，都說過要為《狼》文“道歉”，明白說《狼來了》一文“對您造成很大的傷害，他要對您說對不起?！保ㄧ娊淌谵D述）在第二封私信的末尾也說：“請接受我最大的歉意、善意、誠意……”我接讀之后，真心為他高興，回信鼓勵他勇敢面對、表態(tài)，解除自己的枷鎖，則我一定寫文章表示贊賞和支持。不料這么好的話，在《向歷史自首？》中全不見了，實在令人很為他惋惜、扼腕。75
　　
　　在私人通信中余一再表示道歉，可進入論爭時，這樣好的話不見了，真是此一時也，彼一時也。關于是否向王升告發(fā)陳映真是共產(chǎn)主義信徒問題，余光中大概感到此問題的嚴重性，因而一口咬定絕無此事：即使當時的細節(jié)已經(jīng)模糊，但只是從香港把材料寄給彭品光，“純屬朋友通信，并未想到會有什么后果。在信上我對他說：‘問題要以論爭而不以政治手段解決?！业挠靡馐置鞔_，但這句話陳在公開的文章中卻略去不提”。76至于那份中英對照材料，也不是自己“精心羅織”的結果，而是當時一位杰出的學者--是陳映真也是余光中的共同朋友提供的。
　　
　　陳映真認為余光中對這一問題的回答不像談《狼》文那樣令人激賞，而是使人感到遺憾與悵然，因為余光中的確把告密信直接寄給王升，其根據(jù)是：
　　
　　90年代中期一位朋友（平時皆以“老師”稱胡秋原先生和徐復觀先生）在一次閑談中，說起余先生把材料給了王升，王升不知“信”中考證陳映真有的“新馬”思想為何物，就教于鄭先生，鄭先生不以余先生的說法為然，勸王升不可興筆禍，并公開獎勵有成就的鄉(xiāng)土作家。結果是沒有筆禍，但也沒有獎勵。77
　　
　　所謂“密信”不僅告發(fā)陳映真，而且還牽連到一位姓顏的教授和一位現(xiàn)在成為臺獨派的姓謝的藝術家。其實，陳映真只是聽鄭學稼（后又說是鄭的學生）的轉述，并沒有直接的證據(jù)。即使這樣，陳映真對余光中文章的標題也有意見：
　　
　　我從別人引述陳漱渝先生、從鐘玲教授和余先生的來信中，知道余先生是有悔意的，我因此為余先生高興。沒有料到的是，余先生最終以略帶嘲諷的標題“向歷史自首？”的問號中，拒絕了自己為自己過去的不是、錯誤憂傷“道歉”的內(nèi)心美善的呼喚，緊抓著有沒有直接向王升“告密”的細節(jié)“反撥”。這使我讀《向歷史自首？》后感到寂寞、悵然和惋惜，久久不能釋懷，反省是否我堵塞了余先生自我反省的動念？78
　　
　　余光中和陳映真在反對臺獨方面，沒有根本的分歧，但兩人的歷史積怨太深，故余光中給自己向歷史自首打了個問號，陳映真由此覺得對方缺乏“自首”的勇氣和誠意，因而這場論爭無論是稱“陳映真事件”還是“余光中事件”，均留下一些遺憾和懸念讓人猜想。
　　
　　不管結果怎么樣，這次余光中、陳映真的對話畢竟有了一個良好的開端。這對坦誠面對歷史，逐步達到諒解，“彌合傷痕，增進當下臺灣民族文壇的團結，當是很有積極意義的事”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