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耀杰

1919年4月10日，《北京大學日刊》刊登《大學本科教務處成立紀事》：“理科學長秦汾君因已被任為教育部司長，故辭去代理學長之職。適文科學長陳獨秀君亦因事請假南歸。校長特于本月八日召集文理兩科各教授會主任及政治經(jīng)濟門主任會議?！筛髦魅瓮镀惫平虅臻L一人，投票之結果，馬寅初君得四票，俞同奎君得三票。馬君當選為教務長。惟馬君現(xiàn)奔喪南歸，未到校以前由俞君代行職務?！?/p>

所謂陳獨秀因事請假南歸，其實是蔡元培等人的善意謊言，他們所要掩蓋的恰恰是奔喪南歸的馬寅初被選舉為教務長、并沒有南歸的陳獨秀被變相免職的暗箱操作。

1919年4月11日，湯爾和在日記中留下了陳獨秀沒有離開北京的確鑿證據(jù)：“五時后回寓，……途中遇仲甫，面色灰敗，自北而南，以怒目視，亦可哂已?！?

在此之前的3月26日晚上，蔡元培就是在湯爾和家里，與浙江同鄉(xiāng)馬敘倫、沈尹默等人，秘密商定免除陳獨秀的學長職務的，其罪名恰好是蔡元培此前在《致〈公言報〉函并附答林琴南函》中談到的“以納妾狎妓為韻事，……誘學生而與之墮落”。湯爾和在3月27日的日記中記錄說：“昨以大學事，蔡鶴公及關系諸君來會商，十二時客始散，今日甚倦?！?/p>

1935年12月28日，湯爾和在致胡適信中回憶說：“八年三月廿六之會發(fā)何議論，全不省記。唯當時所以反對某君之理由，以其與北大諸生同昵一妓，因而吃醋，某君將妓之下體挖傷泄憤，一時爭傳其事，以為此種行為如何可作師表，至如何說法，則完全忘卻矣?！?/p>

蔡元培逝世后，傅斯年在《我所景仰的蔡先生之風格》一文中，對于當年的情景另有回憶：

在“五四”前若干時，北京的空氣，已為北大師生的作品動蕩得很了。北洋政府很覺得不安，對蔡先生大施壓力與恫嚇，至于偵探之跟隨，是極小的事了。有一天晚上，蔡先生在他當時的一個“謀客”家中談此事，還有一個謀客也在。當時蔡先生有此兩謀客，專商量如何對北洋政府的，其中的那個老謀客說了無窮的話，勸蔡先生解陳獨秀先生之聘，并要約制胡適之先生一下，其理由無非是要保存機關、保存北方讀書人一類似是而非之談。蔡先生一直不說一句話。直到他們說了幾個鐘頭以后，蔡先生站起來說：“這些事我都不怕，我忍辱至此，皆為學校，但忍辱是有止境的。北京大學一切的事，都在我蔡元培一人身上，與這些人毫不相干?！?0

在傅斯年的心目中，是把蔡元培當成“臨艱危而不懼，有大難而不惑”的“直有古之大宗教家可比”的完美形象加以歌頌的?，F(xiàn)實生活中的蔡元培其實并沒有如此神圣美好。相比之下，錢玄同在1919年1月7日的日記中的相關記載，更接近于歷史事實：

午后到大學，半農(nóng)、尹默都在那里，聽說蔡先生已經(jīng)回京了。關于所說“整頓文科”的事，蔡先生之意以為，他們?nèi)缙浜煤玫膩碚f，自然有個商量，或者竟實行去冬新定的大學改革計劃。廢除學長讓獨秀做教授。如其他們竟以無道行之，則等他下上諭革我。到那時候，當將兩年來辦學之情形和革我的理由撰成英法德文通告世界文明國。這個辦法我想很不錯。11

傅斯年所說的“兩謀客”，就是年紀較大的湯爾和與年紀較小的沈尹默。他們對于陳獨秀及其安徽同鄉(xiāng)胡適的攻擊，除了陳獨秀本身道德信用的缺失之外，還包含有鄉(xiāng)黨派系的因素。對于“兩謀客”的所作所為，以及陳獨秀的離開北大，胡適在1935年12月23日致湯爾和信中評論說：

此夜之會，先生記之甚略，然獨秀因此離去北大，以后中國共產(chǎn)黨的創(chuàng)立及后來國中思想的左傾，《新青年》的分化，北大自由主義的變?nèi)酰云鹩诖艘怪畷?。獨秀在北大，頗受我與孟和（英美派）的影響，故不致十分左傾。獨秀離開北大之后，漸漸脫離自由主義者的立場，就更左傾了。此夜之會，雖有尹默、夷初在后面搗鬼，然孑民先生最敬重先生，是夜先生之議論風生，不但決定北大的命運，實開后來十余年的政治與思想的分野。此會之重要，也許不是這十六年的短歷史所能論定?？上壬辉斢?，但有月日可考，亦是史料了。

在1936年1月2日夜寫給湯爾和的另一封信中，胡適所展現(xiàn)的依然是以“健全的個人主義”為核心價值觀的他自己，與并不具備這種核心價值觀的陳獨秀等人的原則區(qū)別：

我并不主張大學教授不妨嫖妓，我也不主張政治領袖不妨嫖妓，我覺得一切在社會上有領袖地位的人都是西洋人所謂“公人”（Public men），都應該注意他們自己的行為，因為他們的私行為也許可以發(fā)生公眾的影響。但我也不贊成任何人利用某人的私行為來做攻擊他的武器。當時尹默諸人，正犯此病?！以趪械氖聵I(yè)“為功為罪”，我完全負責。我從不曾利用過學生團體，也不曾利用過教職員團體，從不曾要學生因為我的主張而犧牲他們一點鐘的學業(yè)。我的罪孽決不在這一方。至于“打破枷鎖，吐棄國渣”，當然是我最大的功績，所惜者打破的尚不夠，吐棄的尚不夠耳。

細節(jié)決定歷史，千里之堤毀于蟻穴。浙江同鄉(xiāng)蔡元培、湯爾和、沈尹默、馬敘倫等人，于1919年3月26日晚上召集的一次秘密會議，不僅決定性地改變了陳獨秀的個人命運，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新青年》雜志、新文化運動以及整個國家民族的前途命運。在1925年北京女子師范大學驅逐校長楊蔭榆的學潮中，被稱為“某籍某系”及“法日派”的李石曾、易培基、魯迅、周作人、沈尹默、沈兼士、馬幼漁、錢玄同等人，與被稱為“現(xiàn)代評論派”及“英美派”的胡適、陶孟和、王世杰、周鯁生、陳西瀅、李四光、丁西林、高一涵、張慰慈、王星拱等人的派系之爭，也與這天晚上的秘密會議直接相關。

本文選自《溫故（十七）》之“陳胡的聯(lián)合戰(zhàn)線與核心價值”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