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秋天，我只身一人來到北京，行李箱里帶著簡單的衣物和幾本書籍。下火車后我從一群給旅店拉客的婦女的包圍中掙扎出來。走到大街上伸手打車，開到文學院門口二十幾塊錢。

文學院隱匿在朝陽區(qū)一條狹窄的街道中，是一幢五層高的白色樓房，迎人的一面覆滿了鮮紅的爬墻藤。門前的大理石柱子上刻著某位文學巨匠的頭像。大門是鐵制的，顯得很嚴肅，高，跳不過去。

食堂是平房，只有一個大廳和一個單間，大廳擺放了十幾張圓桌，單間擺放了一張圓桌。食堂旁邊紅色的人工涼亭，傍晚時分，有些男女同學坐在里面，不是這幾個人，便是那幾個人。安諾曾坐在石頭凳子上問我：澤嬰，澤嬰，我是個幸福的人嗎？安諾說，在我們初識之時，你只有十七歲。

南生二十二歲生日時候我們還在文學院讀書，幾個同學，包括我和安諾送了他禮物，他感動得趴在桌子上哭。當天他還傷了風，半夜發(fā)燒，被送進了醫(yī)院。

那天我沒帶宿舍鑰匙，去南生宿舍等楊戈回來。當時南生沒有介紹她，她自己在燭光中站起來主動對我說，你好，我是石蓮。我朝她笑了笑，告訴她我叫澤嬰。

石蓮，四川人，二十八歲，文學院函授班教師,在樓下涼亭旁邊的一排平房里辦公和住宿。她說她住在從涼亭那邊數(shù)的第二間，里面有一張辦公桌，單人床、暖氣和一盆花。她穿牛仔褲和一個黑吊帶背心，外面配了件紅襯衣，這件襯衣一直放在我床上，她也坐在我床上。我們之間大約有一尺距離。我小心謹慎地側(cè)過臉看她，因為這個動作有些刻意，我又盡量不愿讓她發(fā)覺。我不想使她知道我看了她，否則我多少會有些難為情。她梳著蓬松的大麻花辮，睫毛很長，涂著很重的口紅。我還是告訴她了，我對她說，你有陳舊的艷麗。

我第二次起身上廁所回來時楊戈坐到了我的床上，并將與她的距離縮短為十厘米左右。我坐著帶有楊戈體溫的折疊椅，面對他們繼續(xù)著寡淡的談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