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大昌分析了戰(zhàn)場形勢，感到問題嚴重了：二郎山需要繼續(xù)增加兵力，但是他的新編十四師已經無兵可調。他立即給蘭州綏靖公署打電報請求增援。魯大昌的電報發(fā)出后不久，蔣介石親自回電了：“已派隊應援并補給，希督勵所部殺賊，勇建殊勛?！薄敶蟛軐櫲趔@，立即上街去巡查城防。

但是到了傍晚，還是昨天的那個時辰，狂風又起，紅軍以主力攻擊二郎山，以另一部攻擊岷縣縣城，致使魯大昌的部隊終“不能彼此兼顧”。午夜十二時，二郎山陣地被紅軍突破。魯大昌焦急萬分，命令梁應奎和蔣漢城的兩個旅立即組織敢死隊，由兩個旅長親自率領，由縣城的小南門沖出去，直奔距離城門一公里的二郎山阻擊陣地，同時命令迫擊炮和機槍集中火力掩護。凌晨四點，消息傳來，二郎山陣地保住了，但是官兵傷亡巨大，九個步兵連中的七個連長生死不明，一個團的兵力只剩下了四百人。而在二郎山陣地前的戰(zhàn)壕里，紅軍官兵的尸體已有千余。

十六日，國民黨軍的飛機往岷縣縣城內空投了大量的子彈、炮彈和糧食，但是在晚上的戰(zhàn)斗中，紅軍的攻勢更加兇猛，整整一夜輪番進攻，不曾有過一刻停止。魯大昌的二郎山陣地雖沒丟失，但是與縣城的聯(lián)絡中斷了。十七日清晨，紅軍的一部開始攻進縣城南關，魯大昌命令城墻上的兩個團用機槍掩護，動用預備隊進行反擊，雙方在南關的街巷中用大刀、刺刀和手榴彈戰(zhàn)斗。兩個小時后，紅軍撤走了。為了防止紅軍再度攻進城，魯大昌下令把南關一帶的民房全部拆除，限居民五個小時內一律搬走。同時還決定，放棄岷縣外的一切陣地，死守二郎山和縣城。最后魯大昌把開戰(zhàn)以來唯一允許軍民通行的北門也徹底封閉了，“以示全城軍民破釜沉舟之決心” 。這一天，魯大昌還發(fā)放了賞金：“以團為單位，凡能固守二郎山三天三夜者，各賞現(xiàn)洋四千元?！?/p>

但是，到了十八日凌晨的時候，縣城的東、西城門都出現(xiàn)了危機，紅軍的攻擊部隊已經逐步逼近。

蔣介石再一次親自致電魯大昌：“該師應鼓勵士氣，憑城固守。中正已派飛機三架，增援接濟，望勿顧慮?！?/p>

魯大昌接到偵察情報，說紅軍正在城外廣泛征集木頭、柴草、木板，制造攻城的云梯，揚言“不把縣城攻破決不罷休”。果然，二十二日晚上，紅軍動用了一百多架云梯，開始了前赴后繼的攻城。紅軍的攻擊持續(xù)了整整三天，雙方在城墻兩側形成了殘酷持久的拉鋸戰(zhàn)。

紅四方面軍攻擊岷縣的戰(zhàn)斗持續(xù)了一個月之久。

一九三六年五月五日，位于陜北的中國共產黨中央發(fā)出了《停戰(zhàn)議和一致抗日通電》。通電指出：“蘇維埃中央政府與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一再考慮，認為國難當前，雙方決戰(zhàn)，不論勝負屬誰，都是中國國防力量的損失，而為日本帝國主義所稱快……因此，蘇維埃中央政府與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為了保存國防實力以便利于迅速執(zhí)行抗日戰(zhàn)爭，為了堅決履行我們屢次向國人宣言停止內戰(zhàn)、一致抗日的主張，為了促進蔣介石氏及其部下愛國軍人們的最后覺悟，故雖在山西取得了許多勝利，然仍將人民抗日先鋒軍撤回黃河西岸，以此行動，向南京政府全國海陸空軍、全國人民表示誠意，我們愿在一個月內與所有一切進攻抗日紅軍的武裝隊伍實行停戰(zhàn)議和，以達到一致的抗日目的?！薄痪湃瓿?，中國國情的變化，使中國共產黨人面臨著需要極大智慧的政治抉擇。

八月十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澤東說：蔣介石在國內外的壓力下，開始傾向全國統(tǒng)一的抗日戰(zhàn)線了。我們愿意和南京談判，應該承認南京是一種民族運動的大力量。我們可以承認統(tǒng)一指揮、統(tǒng)一編制，但是國民黨一定要停止“剿共”，一定要實行真正的抗日。會議決定以公開宣言的方式表明共產黨人的抗日立場。八月二十五日，《中國共產黨致中國國民黨書》發(fā)表，中國共產黨聲明愿意與中國國民黨“結成一個堅固的革命的統(tǒng)一戰(zhàn)線”。提議“選舉統(tǒng)一全國的國防政府與組織抗日聯(lián)軍”，“并堅決聲明蘇維埃政府愿意成為這樣的國防政府的一個組成部分，紅軍愿意服從抗日聯(lián)軍總司令部的指揮”，以“實行大規(guī)模的抗日戰(zhàn)爭”——這是中國共產黨人在民族危亡之際，政治態(tài)度的巨大轉變，這一轉變符合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即捍衛(wèi)民族的生存與國土的完整。

在紅四方面軍之后，紅二方面軍部隊也相繼到達了甘南哈達鋪一帶。

至此，中國工農紅軍的三個方面軍，全部集中在了中國西部的甘肅、陜西和寧夏三省的交界處。世上已經沒有任何力量能夠阻止中國工農紅軍的三支主力部隊最終會合了。

紅四方面軍占領通渭縣城后，負責警戒的紅軍哨兵給第三十一軍參謀長李聚奎帶來了一個騎毛驢的“老頭”。見到李聚奎之后，“老頭”摘下了胡子，竟是一個十七八歲的少年。少年說他是紅一方面軍先遣支隊派來送信的。信是九月一日寫的，藏在少年鞋底里，信上寫著：我部已到界石鋪，離你們還有兩天的路程。直到新中國成立后，李聚奎才知道，寫信人是紅一軍團一師政委楊勇。——為了接應紅二、紅四方面軍，在紅一軍團政委聶榮臻的率領下，一支以一師為主的特別支隊此時已經從陜北南下到甘肅的靜寧與會寧之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