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guān)于《激流》(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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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三十年代就常說我不是藝術(shù)家，最近又幾次聲明自己不是文學(xué)家。有人懷疑我“假意地謙虛”。我卻始終認為我在講真話。《激流》在《時報》上刊出的第一天，報紙上刊登大字標題稱我為“新文壇巨子”，這明明是吹牛。我當(dāng)時只出版了兩本中篇小說，發(fā)表過十幾個短篇。文學(xué)是什么，我也講不出來，究竟有沒有進入文壇，自己也說不清楚，哪里來的“巨子”？我一方面有反感，另一方面又感到慚愧，雖說是吹牛，他們卻也是替我吹牛啊！而且我寫《激流·總序》和第一章的時候，我就只有那么一點點墨水。在成都十幾年，在上海和南京幾年，在法國不到兩年，從來沒有人教過我文學(xué)技巧，我也不曾學(xué)過現(xiàn)代語法。但是我認真地生活了這許多年。我忍受，我掙扎，我反抗，我想改變生活，改變命運，我想幫助別人，我在生活中傾注了自己的全部感情，我積累了那么多的愛憎。我答應(yīng)報館的約稿要求，也只是為了改變命運，幫助別人，為了挽救大哥，實踐我的諾言。我只有一個主題，沒有計劃，也沒有故事情節(jié)，但是送出第一批原稿時我很有勇氣，也充滿信心。我知道通過那些人物，我在生活，我在戰(zhàn)斗。戰(zhàn)斗的對象就是高老太爺和他所代表的制度，以及那些憑藉這個制度作惡的人，對他們我太熟悉了，我的仇恨太深了。我一定要把我的思想感情寫進去，把我自己寫進去。不是寫我已經(jīng)做過的事，是寫我可能做的事；不是替自己吹噓，是描寫一個幼稚而大膽或者有點狂妄的青年的形象。挖得更深一些，我在自己身上也發(fā)現(xiàn)我大哥的毛病，我寫覺新不僅是警告大哥，也在鞭撻我自己。我熟悉我反映的那種生活，也熟悉我描寫的那些人。正因為像覺新那樣的人太多了，高老太爺才能夠橫行無阻。我除了寫高老太爺和覺慧外，還應(yīng)當(dāng)在覺新身上花費更多的筆墨。
　　
　　倘使語文老師、大學(xué)教授或者文學(xué)評論家知道我怎樣寫《激流》，他們一定會認為我在“胡說”，因為說實話，我每隔幾天奮筆寫作的時候，我只知道我過去寫了多少、寫了些什么，卻沒有打算以后要寫些什么。腦子里只有成堆的生活積累和感情積累。人們說什么現(xiàn)實主義，什么浪漫主義，我一點也想不到，我想到的只是按時交稿。我拿起筆從來不苦思冥想，我照例寫得快，說我“粗制濫造”也可以，反正有作品在。我的創(chuàng)作方法只有一樣：讓人物自己生活，作者也通過人物生活。有時，我想到了寫一件事，但是寫到那里，人物不同意，“他”或者“她”做了另外的事情。我的多數(shù)作品都是這樣寫出來的。我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也不想控制它們。我以本來面目同讀者見面，絕不化妝。我是在向讀者交心，我并不想進入文壇。
　　
　　我在前面說過，我剛寫完第六章，就接到成都老家發(fā)來的電報，通知我大哥自殺。第六章的小標題是《做大哥的人》。這不是巧合，我寫的正是大哥的事情，并且差不多全是真事。我當(dāng)時懷著二十幾年的愛和恨向舊社會提出控訴，我指出：這里是血，那里是尸首，這里是屠刀。寫作的時候，我覺得有不少的冤魂在我的筆下哭訴、哀號。我感到一股強大的精神力量，我說我要替一代人伸冤。我要使大哥那樣的人看見自己已經(jīng)走到深淵的邊緣，身上的瘡開始潰爛；萬不想大哥連小說一個字也沒有能讀到。讀完電報我懷疑是在做夢，我又像發(fā)癡一樣過了一兩個鐘頭。我不想吃晚飯，也不想講話。我一個人到北四川路，在行人很多、燈火輝煌的人行道上走來走去。住在閘北的三年中間，我吃過晚飯經(jīng)常穿過橫浜橋去北四川路散步。在中篇小說《新生》里我就描述過在這條所謂“神秘之街”上的見聞。
　　
　　我的努力剛開始就失敗了。又多了一個犧牲者！我痛苦，我憤怒，我不肯認輸。在亮光刺眼、噪音震耳、五顏六色的滾滾人流中，我的眼前不斷出現(xiàn)我祖父和大哥的形象，祖父是在他身體健康、大發(fā)雷霆的時候，大哥是在他含著眼淚向我訴苦的時候。死了的人我不能使他復(fù)活，但是對那吃人的封建制度我可以進行無情的打擊。我一定要用全力打擊它！我記起了法國革命者喬治·丹東的名言：“大膽，大膽，永遠大膽！”大哥叫我不要“怕”。他已經(jīng)去世，我更沒有顧慮了。回到寶光里的家，我拿起筆寫小說的第七章《舊事重提》，我開始在挖我們老家的墳?zāi)?。空閑的時候我常常翻看大哥寫給我和三哥的一部分舊信。我在《家》以及后來的《春》和《秋》中都使用于不少舊信里提供的材料。同時我還在寫其他的小說，例如中篇《霧》和《新生》，大約隔一星期寫一次《家》。寫的時候我沒有遇到任何的困難。我的確感覺到生活的激流向前奔騰，它推著人物行動。高老太爺、覺新、覺慧、這三個主要角色我太熟悉了，他們要照自己的想法生活、斗爭，或者作威作福，或者忍氣吞聲，或者享樂，或者受苦，或者勝利，或者失敗，或者死亡……他們要走自己的路，我卻堅持進行我的斗爭。我的最大的敵人就是封建制度和它的代表人物。我寫作時始終牢牢記住我的敵人。我在十年中間（一九三一到一九四○）寫完《激流三部曲》。下筆的時候我常常動感情，有時丟下筆在屋子里走來走去，有時大聲念出自己剛寫完的文句，有時嘆息呻吟、流眼淚，有時憤怒，有時痛苦?！洞骸肥窃诘宜纪罚ㄤ嚓柭罚┮粋€弄堂的亭子間里開了頭，后來在拉都路（襄陽路）敦和里二十一號三樓續(xù)寫了一部分，最后在霞飛路霞飛坊五十九號三樓完成，那是一九三六到一九三七年的事?！肚铩凡辉谌魏慰锷习l(fā)表過，它是我一口氣寫出來的。一九三九年下半年到第二年上半年，我躲在上?！肮聧u”（日本軍隊包圍中的租界）上，主要是為了寫《秋》。人們說，一切為了抗戰(zhàn)。我想得更多，抗戰(zhàn)以后怎樣？抗戰(zhàn)中要反封建，抗戰(zhàn)以后也要反封建。這些年高老太爺?shù)墓砘昃统３Ｔ谖宜闹芘腔玻覍憽肚铩返臅r候，感覺到我在跟那個腐爛的制度作拼死的斗爭。在《家》里我的矛頭針對著高老太爺和馮樂山；在《春》里我的矛頭針對著馮樂山和周伯濤；在《秋》里我的矛頭針對著周伯濤和高克明。對周伯濤，我懷著強烈的憎恨。他不是真實的人，但是我看見不少像他那樣的父親，他的手里緊緊捏著下一代人的命運，他憑個人的好惡把自己的兒女隨意送到屠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