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經(jīng)歷的總理遺言

當我哥哥從關(guān)了十八個月的京城監(jiān)獄放出來后，有一些媒體想采訪他。我哥一概拒絕采訪，他對媒體說的那句話我至今都沒有忘記：二十年內(nèi)我們誰都不要說這個事情。

如今三十年過去了，白云蒼狗，世事滄桑，當親歷那個轟動全國的驚天大案的當事人開始一個個離開這個世界的時候，我意識到：有些事情可以灰飛煙滅，而有些事情卻無法留存空白。已經(jīng)發(fā)生過的歷史應該讓它留下痕跡，二十年內(nèi)不能說的事情，三十年后應該可以說了。

1976年春天，一個平平常常的日子，我們家那幢有著“菩提寺路蕙宜村1號”這樣清雅名字的小樓再遭劫難。第一次劫難是在1967年夏天，一大幫造反派把我們家翻了個底朝天，當時還是小學生的我也由此知道了“抄家”這個字眼。父親的名字前被冠以“叛徒、特務、走資派”，并打上鮮紅的大字，掛在墻上的那部黑色老式電話機被掐斷了電線，話筒拖著電線耷拉下來。我不明白為什么曾經(jīng)被小轎車接來接去的父親突然間就變成了“甫志高”?而能用一口紹興話和自己干地下黨的革命故事做長篇報告并博得陣陣掌聲的母親，為什么一夜間就淪為了“假黨員”?但很奇怪，那時我心里并沒有多少恐懼，面對落差很大的生活，有的只是莫名的興奮。

然而，1976年那個春天的下午，我卻感到了巨大的恐懼。

那樣的恐懼是在看到抄家者身穿警服時一瞬間從后脊梁上躥上來的。他們出示介紹信，態(tài)度溫文爾雅，還叫我們不要緊張。但他們抄家的細致、深入、滴水不漏讓人不寒而栗。一些人爬上了黑咕隆咚的天花板，在蜘蛛網(wǎng)密布的閣樓上打著手電亂照；一些人將曬臺上的每一只花盆連花帶土倒在地上，用手慢慢地把土坷垃捻碎；更多的人則是拉開每一個抽屜打開每一口書櫥翻查，只要看到帶字的紙片、本子、信箋，無一遺漏，統(tǒng)統(tǒng)拿下。沒有人告訴我們發(fā)生了什么事情，也沒有人向我們解釋抄家的緣由，但抄家者出示的介紹信和他們身上威嚴的白色警服昭示了他們抄家的合法性毋庸置疑。

抄家是在父親被從家中帶走后緊接著就進行的，事先沒有一點跡象和征兆。“文革”開始不久即被打倒，在“九一三”事件后一度被“解放”，但在“反擊右傾翻案風”開始又被“靠邊站”的父親，與外界幾乎是隔絕的，他每天所有的事情就是躺在一張老舊的藤躺椅上翻看書報。來找父親的人說：組織部的人要找你談話，請你跟我們?nèi)ヒ惶?。父親沒有任何懷疑，起身就要跟他們走。我想，父親一定一直在等待著什么，他一定想當然地認為組織部找他談話也許和他久久的等待有關(guān)。5月的天氣已經(jīng)很熱，父親當時只穿了一件老頭汗衫。出門時，來人似乎不經(jīng)意地看了父親一眼，說：再帶一件外套吧。就是這句話讓站在一旁的母親感到不安。母親當年曾是紹興城里與日寇和汪偽特務機關(guān)斗智斗勇的地下黨員，她的警覺和敏感超乎常人。她覺得這么熱的天來人卻要父親帶一件外套這很不正常。

我安慰母親，叫她不要神經(jīng)過敏，但事實馬上證明母親的人生閱歷和經(jīng)驗是我遠遠無法企及的。母親拉著我的手走到曬臺上，從那兒我們清楚地看到樓下路口的拐彎處停著一輛軍綠色的吉普車，父親上車時回頭看了一下，我不知道當年同樣也是老地下黨員的他是否這時也意識到這次離家也許就回不來了，但我相信他這一回頭一定是在尋找我和母親，他想應該要和我們告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