抄家一直從下午延續(xù)到晚上，抄家者將每一個房間的電燈都打亮了，整幢小樓燈火通明。

母親這時候顯現出一種臨危不懼的沉著和鎮(zhèn)定，她從這個房間走到那個房間，不斷地問抄家者要不要喝水，提醒抄家者這兒還沒搜那兒還沒查，最后甚至還把抄家者帶到樓下廚房里，指著一大堆煤球說：你們把這兒也好好搜搜，從前我當地下黨時最喜歡將秘密文件放在這種臟乎乎的地方，敵人往往想不到的。

抄家者哭笑不得地看著母親一本正經的模樣，尷尬地搓著雙手，顯然他們不太愿意扒拉這堆黑乎乎的煤球。

我心里有一種不祥的預感，我想到了外出多日的哥哥。

那年冬天是我記憶中最寒冷而漫長的冬天，周恩來總理的逝世讓全國人民對中國前途和命運的擔憂達到了頂點。雖然鄧小平同志在周總理的追悼會上出現并致悼詞，使人們懸著的心稍稍落下了一些，但這之后王、張、江、姚一系列緊鑼密鼓的篡黨奪權活動卻更加肆無忌憚，幾乎趨于公開，明眼人誰都可以看出，他們把以周恩來、鄧小平為首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視作眼中釘肉中刺，必置之死地而后快。從小學就開始磕磕絆絆讀《資本論》的哥哥對政治有一種天然的興趣，從父母這一輩老共產黨人身上傳承的“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信念和抱負更讓他像“五四”運動中的熱血青年，他和他的一幫年輕伙伴們常常聚會，一起議論國家大事。2月下旬的一天他對我們說，他要到全國去走一走，要到北方去看一看。他這一走兩個多月音訊全無，誰也不知道他去了什么地方，但我相信他一定去了北京。從1月8日周總理去世，到1月11日周總理遺體火化，北京成千上萬的群眾擁上街頭為周恩來的靈車送行。到了3月底，更有成千成萬的人從四面八方擁向天安門廣場，自發(fā)地舉行各種形式的悼念周恩來的活動，誰都感到了一種壓抑已久、火山即將爆發(fā)的潛流。那一段時間氣氛很緊張，每天都有各種各樣的小道消息傳來。我嘴上不說，但心里卻時刻關注著天安門的動向。我斷定我哥哥一定穿流在天安門的人群中，我的心終日里提在嗓子眼上，不得安寧。4月5日晚上九點三十分，開始了對天安門廣場悼念群眾的鎮(zhèn)壓，緊接著，全國大搜捕、大追查也開始了。

這次公安局警察井然有序的搜查顯然有別于1967年夏天造反派虛張聲勢的抄家，它是一種更官方更政府的行為，我想一定是我哥哥出事了。母親始終沉默著，冷眼看著凌亂不堪，像遭強盜搶劫一般的家，始終沒有問抄家者究竟發(fā)生了什么事情。父親被從家中帶走；抄家的規(guī)模和其深入仔細的程度；兒子出門近三個月一直沒有任何消息……這一切，其中的勾連是不言而喻的，事情的嚴重程度也是顯而易見的。但這位當年穿行在我黨浙東交通線上的老地下工作者曾經經歷過太多的風霜血劍，面對這樣的搜查，你從她臉上看不出任何表情。

我當時是杭州織錦廠的一名青年女工，抄家的這天我正好應該上中班。望著家里一片狼藉的樣子，我不忍心離開因心臟病和腹水而剛從“五七干?！北凰突丶抑尾〉哪赣H。母親平靜地要求我去工廠上班，我說我可以請假，家里發(fā)生了這么大的事情，我怎么放心得下把你一個人留在家里呢?起碼也要等姐姐下班回家陪著你我才能走。(我姐當時已從插隊的東北病退回杭，在一家煉油廠當搬運工。)母親不同意，固執(zhí)地將我送到樓梯口，還說：沒事怎么好請假呢?我知道母親的脾氣，她從來不肯因為私事而耽誤工作。我只好忐忑不安地上班去了。走出家門時我下意識地回頭望了望身后的小樓，小樓上綠色的布窗簾被風吹得鼓了起來，撲到窗外。我哪里想得到，就在我走后不久，下班回家的姐姐，也被那些便衣警察用“談談”的名義從家中帶走了，而且?guī)ё吆蠛透赣H一樣從此杳無音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