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jié) 社會動蕩不安和洪承疇初露頭角（3）
　　
　　照他所說，地方官暗中加派的數(shù)額，要比國家正式下令加派的數(shù)目大得多。崇禎帝初即位時也說過這種情形：“加派之征，勢非得已，近來有司復敲骨吸髓以實其橐?！背林氐馁x稅都壓到了廣大、農(nóng)民身上。明朝后期，絕大多數(shù)的田產(chǎn)都在王公貴族、官僚地主的手中，但他們在賦稅上享有優(yōu)免權(quán)利，又千方百計勾結(jié)官府逃避稅糧，而廣大農(nóng)民沒有多少田地，卻承擔了沉重的賦稅。正像《潛江舊聞》中所說：“以致阡陌其田者，無升合之稅；稅至數(shù)十石者，地鮮立錐。”農(nóng)民負擔不起苛繁的賦稅，大量逃離土地。地方官為吸取足額的賦稅，竟然強迫沒有逃離農(nóng)村的農(nóng)戶，包賠逃戶的稅糧。一戶逃離，責令九戶分賠；九戶逃，令一戶包賠。這樣，有的一戶人家要包賠幾十畝地的空糧，有的一鄉(xiāng)的人家要包賠幾十頃的空糧。這種做法，進一步迫使農(nóng)民離鄉(xiāng)逃跑，造成田疇荒蕪，生產(chǎn)力遭到極大的破壞。時人吳應箕在《樓山堂集》里有一段記載河南真陽的情況：
　　
　　自晨發(fā)，出郭門二十里，又行四十里。……一望皆黃茅白草，察所過之處，皆行地畝中，畝之疆界尚在，而禾把之跡無一存者，計耕作久廢矣。即問輿夫:“此縣東西南北，其田地荒蕪盡如此乎?”夫答曰：“如此者十有八九。息縣較好，然如此者亦十有四五矣。”心怪其言，到驛舍見有備中火老人及吏役在焉，即呼問曰：“向所見一路荒蕪之田，無差糧乎?”數(shù)人同聲對曰：“前此皆膏腴之業(yè)，差糧如何得蠲？”即問：“何不耕？”對曰：“無牛?！眴枺骸昂我詿o牛?”則謂：“多盜賣出境者，無牛因以無佃，此其一端也。又本縣馬戶差徭苛急，每報一人，人不堪役，則先賣其牛棄其地，久之而其人亦逃矣。人去則田無主，故不耕。人去而糧猶在，則坐賠于本戶，戶不堪賠則坐之本里，或又坐之親戚。此被坐之家，在富者猶捐橐以償，至貧者則盡棄戶而去。故今村落為墟，田畝盡廢，皆由此耳。”
　　
　　這是天啟年間的情況，到崇禎年間，情況更加嚴重。
　　
　　其時的徭役也是名目繁多，無窮無盡。萬歷年間，大興土木，工程浩大。地上大肆興建宮殿，地下廣修陵墓。一殿之費，動輒數(shù)十萬，用工數(shù)萬人。萬歷十年至三十年(1582—1602)間，經(jīng)常修建定陵和殿堂樓閣的工匠民夫，總計至少三十萬人。為此而在深山伐木開石和長途運送建筑木石器材的人，還沒算在內(nèi)。當時人估計，“以一家計，其服役在官者十常六七；以一歲計，其服役在官者亦十常六七?！狈饨ㄉ鐣锏陌傩眨缒堋笆辉诠?，十九在家”，徭役負擔已經(jīng)不輕，但即使如此，仍可以“家富人足，日勤農(nóng)作”。但到明朝后期的農(nóng)民，竟然是“十九在官，十一在家”，自然要“身無完衣，腹無飽食”了。而且，當時服役中的疾疫和工傷事故極多，以采木民夫為例，常常是數(shù)以千百計的民工死亡。如“四川采木建昌，去省三千余里。采運人夫，歷險渡瀘，觸瘴病死者，積尸遍野。”四川百姓當時有句俗話“入山一千，出山五百”，就概括了當時服役的慘狀。
　　
　　明朝后期還有一個嚴重的問題，就是最高統(tǒng)治者的腐朽和吏治的腐敗。明神宗朱翊鈞，是明朝在位時間最長的皇帝，一共四十八年。不過，他從萬歷十七年(1589)開始，就幾乎不上朝理政，而是深居宮中，日夜飲酒縱樂。他“每餐必飲，每飲必醉，每醉必怒”。內(nèi)閣大臣沈一貫輔政幾十年，只見過神宗一面。敢于向神宗直言進諫的，不是被貶謫，就是被關(guān)入獄，甚至殺害。他的生活極其奢侈，內(nèi)廷一次采辦珠寶，就耗費白銀二千四百萬兩?；书L子及諸王“冊封冠婚”，用去白銀九百三十萬兩，而購置袍服的二百七十萬兩銀子還不在其內(nèi)。他醉心于“括取幣帛”，勒索珍寶，史稱他“以金錢珠玉為命脈”，是個大財迷。從萬歷二十四年(1596)開始，明神宗派出大批宦官，分赴全國各地，充當?shù)V監(jiān)、稅使，巧立名目，強征各項稅收，敲榨民財，采辦各色珍寶。這伙奴才在地方上為非作歹，貪贓漁利，百姓慘遭蹂躪，連地方官府也蒙受其害。當時的漕運總督李三才上疏陳述利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