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方式進入，商人方式退出

    面對前進無路、后退遺憾的情勢，我想了很多辦法，其中之一就是學歷史，找來羅爾綱的《太平天國史》給大家看，告訴他們要耐心，在沒有想出辦法之前不能變成“天京之變”，這點得到大家的認同。又找來魯迅的一些文章，比如《韌性的戰(zhàn)斗》，鼓勵大家要堅持。我還研究土匪史，看英國人貝思飛寫的《民國時期的土匪》，專門研究土匪的組織架構，還看過一本有趣的《水滸的組織結構》，山西師范大學出的，后來再沒見過。

    那時我住在保利大廈1401房間，潘石屹住樓下，我們很痛苦地討論著，等待著，就像一家人哪個孩子都不敢先說分家，誰先說誰就大逆不道。

    后來有三個契機促成了戲劇性的變化：其一，因為之前的分歧、爭論，1995年功權去美國管理分公司，暫且回避一下。在那里他吸收了很多美國體制下商務、財務安排的方法以及產(chǎn)權劃分的理論，這帶來了一個契機。另一個契機跟女人有關：當時張維迎在牛津，介紹了一個女人回到中國，就是張欣。維迎把我們公司1992年寫的文章《披荊斬棘 共赴未來》給張欣看了，張欣要回國，就讓維迎介紹和我認識。她回來以后在保利和我見了面，就算認識了。大概一個多月以后，我們?nèi)ハ愀?，張欣正在做投資銀行，我們一行三四個人去她家里聚會，那次潘石屹跟張欣單獨聊過一會兒，等我們回來以后，他們倆就談戀愛了。于是又來了一個海外因素，張欣帶來的價值觀、對問題的看法都是西方的，認為不行就分嘛。張欣那時總在說我們的不是，她站在西方的文化立場上把我們?nèi)穸?，說我們太土了。雖然大家覺得這是對我們兄弟感情的一種傷害，但她把西方商業(yè)社會成熟的合伙人之間處理糾紛的商業(yè)規(guī)則帶進了萬通。

    功權和潘石屹接受了這樣的思想，開始說服我。如果我堅持，可能還是分不了。但這時又出現(xiàn)第三個契機，那時我也去了一趟美國，見到在加州的周其仁。我們聊了一個通宵，他愛聽故事，我就哇啦哇啦地說，我講了我們的問題，他就講了“退出機制”和“出價原則”，這給我一個非常大的啟發(fā)：不能用傳統(tǒng)文化中的兄弟感情處理萬通內(nèi)部的矛盾，而要用商人的規(guī)則處理分家或者叫建立退出機制。

    6個人中的3個接受了新的游戲規(guī)則，回國以后我提出，“以江湖方式進入，以商人方式退出”。但我們的商人方式也不像現(xiàn)在經(jīng)過精細評估，錙銖必較，只是做了大概的分割，還是抱有傳統(tǒng)的兄弟情誼的一種方法。走的人把股份賣給沒走的人，沒走的人的股份是平均增加的，把手中的某些資產(chǎn)支付給走的人，這個模式延續(xù)下來，結果萬通的股份都成我的了。這中間有個有意思的插曲，我們找的律師是美國留學回來的，叫田宇，我們6人的分家合同差不多都是他做的。最早走的3個人里，潘石屹找的律師叫張學兵，和田宇竟然是同學；其他兩個連律師都沒用；留下的3個人都用了田宇。3個人變兩個人的時候，用的是田宇，兩個人變我一人的時候還是用田宇。最早潘石屹發(fā)給我們律師函，指出不同意就起訴時，我和功權特別別扭，像傳統(tǒng)中國人一樣認為那叫“忒不給面子”。但越往后越成熟，最后我和功權分開時只請了田宇一人，連律師費都省了，一手交支票，一手簽字。

    當時分的過程中有很多復雜的問題，大家都想快一點、利落一點，我說你們得忍耐，離婚的心理狀態(tài)有3個階段，3個階段不走完辦不了手續(xù)。第一階段叫驚而怒，把火拱起來；第二階段叫折磨，通過折磨互相瀉火；第三階段叫無奈無聊，開始辦手續(xù)了。

    當時有一些彈性條款，2006年才把最后一筆賬結了，無論作為大哥還是朋友，我至少踐守諾言了。

    許多中國民營企業(yè)缺少這些外來的偶然性，他們沒有接受商人文化的價值觀念、游戲規(guī)則和操作方法，所以常常困守在中國傳統(tǒng)文化里找不到解決辦法。傳統(tǒng)文化中的江湖，確立組織內(nèi)部的規(guī)則只有一個辦法，即殺了大哥自己當大哥。萬一殺不了大哥，那就只有內(nèi)訌，像太平天國的“天京之變”。中國傳統(tǒng)組織文化里沒有按規(guī)則退出的智慧，這是一個悲劇。

    “以商人方式退出”的游戲規(guī)則，促成了我們的組織進化，我們后來完全商業(yè)化了，公司可以容納更多的人才進來。原來“6 2”是排斥人才，內(nèi)部游戲規(guī)則不清晰，沒有是非標準，對干錯的人沒有處罰措施，后來這個組織死掉了，萬通才活了過來?？上гS多民營企業(yè)恰恰就死在這個環(huán)節(jié)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