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機遇又讓張賢亮給抓住了。這年中央出了一個現在看來只能算是過渡性的政策，有其歷史局限性和危害性。當時要求事業(yè)單位、黨政機關辦三產，這個政策延續(xù)了不到兩年，政企就脫鉤了，政府不能辦企業(yè)了。中國的事情就是上行下效，當時張賢亮是寧夏文聯的主席，文聯怎么辦企業(yè)？政府的相關職能部門辦企業(yè)都有資源，文聯沒有資源，幾個酸臭文人，要錢沒錢，要權沒權，怎么辦？這時張賢亮就想起來了一件事情，幾年前有個導演叫張軍釗，要拍一個電影叫《一個和八個》，是郭小川的作品，他一路選景，要找一個特荒涼的場景，最后找到寧夏，問到了文聯。張賢亮跟他說，賀蘭山下有一個地方，他當年去過，估計能夠滿足要求。后來文聯干部就帶著張軍釗去了，一去就選定地方，正是他要的那種感覺。張軍釗在那個地方拍了《一個和八個》，電影的總攝影師就是張藝謀。

這件事對張賢亮觸動很大，他由此就想，那地方是不是可以辦一個影視基地？他想起了自己的一段親身經歷，1962年大饑荒以后，他剛結束勞改，被安排在南梁農場。當時的書記一看，這么一個戴眼鏡、骨肉如柴的男人，沒有勞動能力，無法給他安排工作，就讓他去看菜窖。西北冬天沒有蔬菜，都是在地下挖一個坑，儲存冬天吃的蔬菜，比如白菜、蘿卜、土豆。但那個農場是公有制，蔬菜老被人偷，得有個人看著，書記就安排張賢亮去了。那時人們都沒吃的，別人偷，他也得偷，他監(jiān)守自盜，倒是遂了心愿。他弄個盆，既當飯盆、臉盆也是洗腳盆，每天在那兒熬菜吃，時間一長白菜也吃得惡心了。因為沒鹽，他就想辦法弄鹽。他問場長什么地方有鹽，他說你出了場部一直往南走，會發(fā)現有個地方有集市，那里可以換鹽。他那天早上還沒吃早飯就在賀蘭山下走了一上午，突然，遠遠地看見在荒漠和鵝卵石沙礫之中，突兀地出現兩個巨大的土城堡。那個土城堡和周圍的土地都呈現出了黃色，光線一照，有一種別樣的震撼和輝煌。頓時覺得這個土城堡就跟他的命運一樣，衰而不敗，破而不壞。正是因為他是一個作家，才能夠發(fā)現那塊貧瘠土地上的古堡的美學價值。他進城堡一看，這哪是什么集市！就是十幾戶當地的放羊農戶，在里面擺幾個堆，擺點破芹菜蘿卜什么的，但也換鹽巴，特粗的那種，里面有亞硝酸，是有毒的。他不管那么多，弄了點特別便宜的就回去。

就因為這次趕集的經歷，讓那兩個土堡景觀在他心里揮之不去，研究之后他發(fā)現，這個土堡是明代的戍邊城堡，當時在賀蘭山下建了兩百多座，乾隆年間，由于地震倒塌過，后來復修了，和我們看到的土長城的城堡的價值都是一樣的。張軍釗拍完《一個和八個》以后，張藝謀拍《紅高粱》也選擇了那個地方。張賢亮就有更大的自信心了，但文聯沒有錢辦，向銀行借錢必須得有抵押，文聯也沒有抵押。文聯里最有錢的就是張賢亮了，當時他的作品在二十多個國家發(fā)行，積攢了大量的外匯，他就拿著全部外匯到銀行抵押了78萬。有了錢，他把那塊地方以文聯的名義包下來，但資產投入是張賢亮個人的。

自此以后，張賢亮的人生進入另外一種模式，他一邊創(chuàng)作一邊營造西部最大的文化旅游景點——西部影視城。影視城的建造完全是按照一個文人對商品的理解、對市場的理解去做的。現在回顧一下，這件事情也只有他這樣一個文人能夠做成功，一般的企業(yè)家理解不到這個程度。他辦影視城期間，前后有許多部電影在那兒拍，大家熟悉的《新龍門客?！?、《雙旗鎮(zhèn)刀客》、《關中刀客》、《大話西游》、《牧馬人》、《黃河謠》等都是在西部影視城拍的。

這個過程中，張賢亮很聰明，他沒有讓西部影視城成為單一拍攝電影的場所，而是通過引進電影和電視劇劇組，把重點放在游客身上。張賢亮對旅游有非常準確的認識，他說，“旅游出賣的是什么？旅游出賣的是感覺。你到這里要感覺良好，這個地方，我們一進來就好像回到古代了。游客會發(fā)現，這是個久遠的古鎮(zhèn)，每一個攤點都在賣東西，要吆喝聲。這是一個造出的時代，所有的東西都是道具，游客也可以扮演出賣者，也可以扮演采購者，他們相互在玩，如果我賣給他們一個真的西瓜，他們能接受嗎？賣給他們一塊肉，他們能接受嗎？但你現在看到的西瓜攤、肉鋪雖然門庭若市，但都是假的道具，游客拿起來覺得很好玩，必須讓游客玩起來。我的目標并不是瞄準成人，而是要讓七八歲的孩子到這里，他們不知道電影，也更沒有看過《牧馬人》、《紅高粱》，但覺得影視城很好玩，我的目的就達到了?！?/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