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襄自拿到《髹飾錄》這本書后，便開始了艱辛的寫作歷程。說艱辛，一點也不為過。書中名詞術(shù)語非常多，求解其義需要從索引入手，即把書中出現(xiàn)的專業(yè)術(shù)語一一摘錄出來，借知其出現(xiàn)的次數(shù)，對每一次的出現(xiàn)，先聯(lián)系其上下文體會其意，再結(jié)合其他各次的出現(xiàn)作綜合的探索研究。而且，《髹飾錄》中的漆器名稱，往往與一般文獻的和流行于古玩業(yè)之口的不同。想知道該書所講的究竟是哪一種漆器，只有一方面記住書中對各種漆器花色形態(tài)、制作方法的描述，另一方面隨時與見到的漆器對照印證，用“對號入座”的方法來逐步求得解決。

為了能夠準確地注解《髹飾錄》，王世襄在20 世紀50 年代初遍訪北京匠師，與當年的少年玩家一樣，為了更深入地了解自己感興趣的領(lǐng)域，他與這一行業(yè)內(nèi)的精通人士進行深入的交流。在北京城，他拜技藝最精、所知最廣、樂于教人的多寶臣①為師。當時多寶臣先生已經(jīng)年逾古稀，王世襄謙虛地向他施以弟子禮，經(jīng)常去他家請求講述各種做法并操作示范，王世襄一邊在旁打下手，一邊隨時作記錄。多寶臣師傅擅長彩繪、描金、雕填、堆漆等各種技法，王世襄跟隨他學習到很多漆藝方面的知識。

初到故宮博物院時，王世襄在開展編目、陳列、開辟庫房等基礎(chǔ)工作的間隙還可以抽空近距離觀摩一些漆器精品，但是，政治運動很快沖擊了這一近水樓臺的優(yōu)勢。王世襄歷經(jīng)嚴刑逼供、牢獄之災(zāi)之后黯然離開故宮。故宮內(nèi)深藏的那些漆器精品也離他的視線愈來愈遠。

意志力不堅強的人或許遇到這種情況便會放棄，但是王世襄并不?；蛟S是自小在玩中養(yǎng)成的深入鉆研的習慣，或許是被開除故宮后胸中憋悶的一股干勁，不管是什么原因，在離開故宮供職于民族音樂研究所時，王世襄除了出色完成本職工作外，將業(yè)余時間全部交給了《髹飾錄解說》這本書。當時政治環(huán)境緊張，像王世襄這樣被故宮開除的問題人員，已經(jīng)不能再像以前那樣在京城隨意采訪了，王世襄唯有埋首書齋，在浩如煙海的書籍資料中尋找有關(guān)漆藝方面的知識。

王世襄將《髹飾錄解說》看做是自己人生中的重大轉(zhuǎn)折。再不能為他所深愛的故宮文物做研究工作了，這種終身的相許就開始轉(zhuǎn)向中國文化，他需要在精神上尋找到一個寄托，《髹飾錄解說》便成了他釋放自己文化情懷的寄托。

王世襄原本以為日子會這樣平淡地走下去，卻不料很快第二波政治運動再次以勢如破竹的方式席卷而來。1957 年，“反右”運動開始，當時鼓勵大家大鳴大放，有什么意見委屈都提出來，政治嗅覺遲鈍的王世襄全然沒有嗅到這股風潮背后的目的，于是站出來訴說自己幾年前在“三反”運動中遭遇到的不公待遇，希望能得到組織的“平反昭雪”。一番慷慨陳詞之后，王世襄沒有換來所謂的說法，卻得到了一頂“右派”的大帽子。這使王世襄的處境更加艱難。

還有一件事情頗能說明王世襄對政治的漠不關(guān)心。在“反右”前夕，京城大有一股“山雨欲來風滿樓”的味道，這時，王世襄結(jié)識了黃苗子、郁風夫婦，并將他們請到自己的芳嘉園居住。

而與王世襄同樣身處窘境、滿腹委屈的朱家溍，在大鳴大放中選擇了沉默，安然度過一劫。

當時被戴帽的右派分子很多，被戴帽的人自覺低人一等，盡管有的人允許參加工作，但是單位的集體活動卻是不能參與的。而且，右派分子的活動都受到相關(guān)部門的監(jiān)視，當時的生活可謂壓力重重。即便是這樣，王世襄依舊沒有放棄撰寫《髹飾錄解說》，他白天工作，做思想?yún)R報，晚上回到家就拉上窗簾，圍好燈罩，像賊似的，閉門寫作，生怕被發(fā)現(xiàn)扣上“白專道路”帽子，挨批判。

在膽戰(zhàn)心驚、謹小慎微之中，王世襄在1958 年將他的《髹飾錄解說》完成了，但是當時的政治環(huán)境卻不允許出版。王世襄并不氣餒，他自己花錢刻蠟版，油印了二百份，瓷青紙書衣，宣紙書簽，線裝成冊，簡樸大方。這是他在李莊編寫《中國營造學社匯刊》時積累的經(jīng)驗。書油印出來后，王世襄分送給各大圖書館、藝術(shù)院校、工藝美術(shù)工廠和研究所作為漆工藝的參考書，封面上只印了自己的號“王暢庵”，王世襄的名字都沒敢用。直到1983 年，這本《髹飾錄解說》才由文物出版社正式刊印出來，書的封面堂堂正正地印上王世襄的大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