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網絡社會瓦解

在第一輪城市化浪潮中，鄉(xiāng)村網絡平移或上移到了城市，這雖然是一個無政府管理的過程，但是民間自發(fā)的管理基本上還是保證了城市的有序，當時的農民可以沿著原來的網絡走進城里，生存下來。但是到了第二輪工業(yè)化浪潮的時候，網絡就不復存在了。

為什么不復存在了呢？建國以來，尤其是1955年農業(yè)合作化以后，中國實現了所謂“全能主義社會控制”的模式，就是今天所說的城鄉(xiāng)二元結構。什么是城鄉(xiāng)二元結構？其實無論在哪個國家，城和鄉(xiāng)都是兩回事，都可以稱之為二元，但是中國的“城鄉(xiāng)二元”還是有不一樣的意義。

中國的“二元”是封閉的，城里人不去鄉(xiāng)下，鄉(xiāng)下人進不了城里。自從合作化以后，農民基本被封閉在農村，固定在土地上，公社、大隊和生產隊就是他們的歸屬，除非有特殊情況，比如當兵、提干或上學，否則祖祖輩輩就在這個地方。

城里人也如此，一般都封閉在單位、街道和居委會里頭。居民的食品、醫(yī)療和教育等福利也完全是按照屬地，也就是計劃經濟的地圖來進行。社會管理也是如此，當年派出所要破案是很容易的事，因為一個地方出現了陌生人，居委會老太太馬上就報告了。一個戶口，一個糧食關系，把所有中國人封閉在兩個空間里，一個城里，一個鄉(xiāng)下。城市戶口和農村戶口，成為兩個世界里截然不同的兩種身份。

城鄉(xiāng)二元結構是第二次城市化浪潮的重要前提。農村與農民，城市與市民，甚至城市的管理者都適應了這種二元結構，人們都習慣了把自己裝在格子里。但是來勢兇猛的第二次城市化浪潮，把這些沖垮了。大批農民涌入了城市，涌入珠三角和長三角等沿海城市打工，他們進城以后，卻無法像當年那樣實現鄉(xiāng)村網絡的平移。過去，這個網絡里的結點--鄉(xiāng)紳等地方精英，他們從鄉(xiāng)村的精英變成城市的精英，從鄉(xiāng)下的鄉(xiāng)紳變成城里的老板--不見了，按照親緣、血緣和地緣脈絡走的網絡不存在了，即使有也是片段的、肢解的。連帶著的后果是，再也沒有群體力量能夠為農民維權了。

所以第二次城市化浪潮的一個特色是：農民大量進城，大量成為工人，卻沒有能力維護自己的權利。精英不再，網絡失靈，城里的工會對他們不予理會，農民的工資被壓得非常低，權益受到大量吞噬。還是到了近幾年，由于各種NGO組織的介入和一些知識分子的呼吁，再加上農民工自發(fā)產生的一些組織，才讓農民工維權有了一點眉目。但是在此之前很長一段時間里，農民工都處于無助狀態(tài)，這種無助便是農村網絡社會瓦解的結果。

在中國，城里人對農民有一種與生俱來的強烈排斥，因為二元結構所導致的身份和待遇差異已不是一天兩天的事情了，已經固化為城市人對進城農民的敵意和歧視。但奇妙的是，在廣州、上海、北京這樣的城市里，城里人實際上早就離不開這些農民了。毫不夸張地講，農民如果真的走了，這些城市馬上就會變成臭城、死城、垃圾城，所有的事情都會停擺。因此，城里人和農民工之間的對立在加劇，依賴也在加劇，兩種情緒扭結在一起，使得很多事情都很難辦。維持結構難、動態(tài)管理難，這是城鄉(xiāng)二元結構面臨的兩難。

就說美國，美國居民想去本國任何地方都能隨便去，到任何地方都能像當地居民一樣生活。這種動態(tài)管理顯然我們還做不到，因為這里面有思想上的問題、行動上的問題，也有技術上的問題。如黃仁宇先生說的，我們還不能夠實現從數目字上管理，尤其在經濟方面。在美國，公民的每一筆收入都會被監(jiān)控，都得報稅，不報稅就會出問題。但在中國根本做不到這一點，連收入都無法監(jiān)控，更何況人的活動呢？所以在中國現行的管理模式下，我們很難解決人口的動態(tài)化管理，尤其是在珠三角一些治安狀況很差的地方，哪怕城市管理者給每個人身上都安上攝像頭，也無濟于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