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候鳥民工”悖論
那就廢掉舊模式,學習西方的動態(tài)化管理、法律化管理,行不行?行!但這時候又會遇上一個大難題--土地問題。嚴格說來,中國不存在失地農民,所有農民都有地。比如一個人在珠三角打工,但是他的戶口在湖北農村,他在老家還有塊地。然而這種“擁有”只是名義上的,他已經放棄了這塊土地的收益,主動“失地”,選擇留在城里,但這似乎不是城里人所期
望的。
很多城里人特別希望農民工實行“候鳥”模式--需要你們打工的時候你們來,不需要的時候你們就回家去,譬如現(xiàn)在經濟危機來了,你們就回家去吧??墒且呀浟晳T了城市生活的農民工回去之后,很難再依靠他的土地生活,并且那塊地也許早就不知道轉租到哪里去了。尤其是第二代農民工,他根本就不熟悉農村了。
現(xiàn)在的城市化其實不是政府的意愿,不是某些學者的意愿,更不是某些團體的意愿,而是農民自己的意愿。我們的城市化是農民自己用雙腳走出來的,原來只是青年出來打工,后來中年也出來了;原來只是單個兒出來,后來把老婆孩子都帶出來了--否則怎么會有這么多打工子弟小學。農民工厭倦了候鳥遷徙式的生活,過年過節(jié)也不回去了,因為一票難求,好不容易掙了一年錢,三分之一錢都扔路上了,不回去了。
既然農民工不肯再做候鳥,有人便開始關心人口膨脹是否會加重城市負擔,甚至有學者說,如果取消戶籍制度,那人不是一下都來北京、都去上海了嗎?這種情況顯然不可能發(fā)生。沒錯,世界上確實存在超級大城市,但不可能所有人都進同一個城市,因為人一旦多了生活自然就難了,人群自然就會分離,這是自然趨勢。
以上種種憂慮,比如從市民角度考慮的“城市膨脹”憂慮,從農民角度考慮的“農民失地”憂慮,實際上只要仔細分析,純屬子虛烏有!無可否認城市在膨脹,但是不會膨脹到好像突然間北京城大街小巷全都擠滿人的可怕地步。第二次城市化浪潮已經進行了幾十年時間,若干個“當年”都是從無序中走出來的,從沒發(fā)現(xiàn)有過膨脹到控制不住的地步。
不過,城市外來人口的增加確實帶來了問題。進城農民居住的地方不外乎地下室、城中村、城郊農民房以及極少數(shù)具有貧民窟雛形的私搭亂建房屋。我們可以理解,為了城市的臉面,不能有像拉美和印度孟買那樣污水橫流、蒼蠅四飛的貧民窟,而且學者也認為貧民窟是城市化和現(xiàn)代化發(fā)展衍生的一種歧途。但是既然城市離不開農民工,為什么不給他們解決住宿問題?你讓他們去哪兒?城市管理者是否起碼應該為了城市美觀去解決一下農民工的住宿問題?農民工是城市勞動力的大頭,離了他們城市人寸步難行,可為什么就是不給他們一個立錐之地?
更壞的是,無家可歸的現(xiàn)狀剝奪了農民工對城市的歸屬感,他們的委屈與仇視引發(fā)了所謂的農民工治安問題。有家才能有歸屬感,農民工在這里住下了,才會有愛這個城市的心。秦暉教授說,就算是有貧民窟,也比現(xiàn)在這樣為了城市的臉面大肆銷毀城中村要好。因為任何一種社會現(xiàn)象都是兩害相權取其輕,沒有十全十美的。要我提方案的話,我首先建議解決沒有戶口的農民工的住宿問題,無論以什么方式,先讓他有立錐之地,然后再逐步解決戶籍問題。這樣我們的城市化就可以逐步走向一個比較良性的循環(huán),而不是像現(xiàn)在這樣,處處是別扭,處處是障礙,卻又不得不進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