派御史出去搜括地方庫藏，得銀三百七十萬也只能敷衍一年。內(nèi)廷在這情形下，還下詔取進三十萬兩，經(jīng)戶部力爭，乃命止進十萬兩（《明史卷二一四·劉體乾傳》）。萬歷初年經(jīng)過張居正的一番整頓，綜核名實，裁節(jié)冗費，政治上了軌道，國庫漸漸充實，浸浸成小康的局面。張居正死后，神宗惑于貨利，一面浪費無度，一面肆力搜括，外則用兵朝鮮，內(nèi)則農(nóng)民暴動四起，國家財政又到了破產(chǎn)的地步。

萬歷前期的國家收入約四百萬兩，歲出四百五十余萬兩。歲出中九邊年例一項即占三百六十一萬兩，后來又加到三百八十余萬兩。每年支出本來已經(jīng)不夠，內(nèi)廷還是一味向國庫索銀，皇帝成婚，皇子出閣成婚，皇女出嫁，營建宮殿種種費用都強逼由國庫負擔(dān)。又從萬歷六年起，于內(nèi)庫歲供金花銀外，又增買辦銀二十萬兩為定制（《明史卷七九·食貨志三·倉庫》）。給果是外廷的太倉庫光祿寺庫太仆寺庫的儲蓄都被刮取得干干凈凈，內(nèi)廷內(nèi)庫帑藏山積，國庫則蕭然一空。萬歷二十年哱拜反于寧夏；又接連用兵播州；朝鮮戰(zhàn)役歷時至七屯。支出軍養(yǎng)至一千余萬兩。大半出于加派和搜括所得?！睹魇贰O瑋傳》記：

朝鮮用兵，置軍天津，月餉六萬，悉派之民間。（《明史卷二四一》）

所增賦額較二十年前十增其四，民戶殷足者什減其五。東征西計，蕭然苦兵（《明史卷二一六·馮琦傳》）。到萬歷四十六年（1618）遼東兵起，接連加派到五百二十萬兩：

時內(nèi)帑充積，帝靳不肯發(fā)。戶部尚書李汝華乃援征倭征播例，畝加三厘五毫，天下之賦增二百萬有奇。明年復(fù)加三厘五毫。又明年以兵工二部請，復(fù)加二厘。通前后九厘，增賦五百二十萬，遂為定額。（《明史卷七八·食貨志二·賦役》、《卷二二○·李汝華傳》）

接著四川、貴州又發(fā)生戰(zhàn)事，截留本地賦稅作兵餉，邊餉愈加不夠。從萬歷三十八年到天啟七年（1610至1627）負欠各邊年例至九百大十八萬五千五百七十一兩七錢三分（《石隱園藏稿卷六·詳陳節(jié)欠疏》）。兵部和戶部想盡了法子，羅掘俱窮，實在到了無辦法的地步，只好請發(fā)內(nèi)庫存銀，權(quán)救邊難，可是任憑呼吁，皇帝堅決不理，楊嗣昌在萬歷四十七年所上的請帑稿頗可看出當(dāng)時情形：

今日見錢，戶部無有，工部無有，太仆寺無有，各處直省地方無有。自有遼事以來，戶部一議挪惜，而挪借盡矣。一議加派，而加派盡矣。一議搜括，而搜括盡矣。有法不尋，有路不尋，則是戶部之罪也。至于法已盡，路已尋，再無銀兩，則是戶部無可奈何，千難萬苦。臣等只得相率懇請皇上將內(nèi)帑多年蓄積銀兩，即日發(fā)出億萬，存貯大倉，聽?wèi)舨坎罟傩且龟灏l(fā)遼東，急救遼陽。如遼陽已失，急救廣寧，廣寧有失，急救山海等處，除此見錢急著，再無別法處法。（《楊文弱集卷二》）

疏上留中，遼陽、廣寧也相繼失陷。

天啟時講邊年例又較萬歷時代增加六十萬，京支銀項增加二十余萬（《石隱園藏稿卷六·清查九·邊軍餉疏》）。遼東額兵九萬四千余，歲餉四十余萬，到天啟二年關(guān)上兵止十余萬，月餉至二十二萬（明史卷二七五解學(xué)龍傳），軍養(yǎng)較前增加六倍。新兵較舊軍餉多，在召募時，舊軍多竄入新營為兵，一面仍保留原額，政府付出加倍的費用募兵，結(jié)果募的大部仍是舊軍，衛(wèi)所方面仍須發(fā)餉。從泰昌元午十月到天啟元年十二月十四個月用去遼餉至九百二十五萬一千余兩，較太倉歲入總數(shù)超過三倍。（《楊文弱集卷四·述遼餉支用全數(shù)疏》）

崇禎初年，一方面用全力防遏建州的入侵，一方面“流寇”四起，內(nèi)外交逼，兵愈增，餉愈絀。崇禎二年三月戶部尚書畢自嚴疏言：

諸邊年例自遼餉外，為銀三百二十七萬八千有奇。今薊、密諸鎮(zhèn)節(jié)省三十三萬，尚應(yīng)二百九十四萬八千。統(tǒng)計京邊歲入之?dāng)?shù)，田賦百九十六萬二千，鹽課百十一萬三千，關(guān)稅十六萬一千，雜稅十萬三千，事例約二十萬，凡三百二十六萬五千有奇。而逋負相沿，所入不滿二百萬，即盡充邊餉尚無贏余。乃京支雜項八十四萬，遼東提塘三十余萬，薊、遼撫賞十四萬，遼東舊餉改新餉二十萬，出浮于入已一百十三萬六千。況內(nèi)供召買，宣大撫賞，及一切不時之需，又有出常額外者。（《明史卷二五六·畢自嚴傳》）

除遼餉不算，把全國收入，全部用作兵費還差三分之一。崇禎三年又于加派九厘外，再加三厘，共增賦一百六十五萬四千有奇。同年度新舊兵餉支出總數(shù)達八百七十余萬，收入則僅七百十余萬，不敷至百六十萬（《石隱園藏稿七·兵餉日增疏》）。崇禎十牟增兵十二萬，增餉二百八十萬，名為剿餉：

其籌餉之策有四：曰因糧，曰溢地，曰事例，曰驛遞。因糧者，因舊額之糧，量為加派，畝輸糧六合，石折銀八錢，傷地不與，歲得銀百九十二萬有奇。溢地者，民問士地溢原額者，核實輸賦，歲得銀四十萬六千有奇。事例者，富民輸貲為監(jiān)生，一歲而止。驛遞者，前此郵驛裁省之銀，以二十萬充餉……初嗣昌增剿餉，議一年而止，后餉盡而賊未平，詔征其半。至是督餉侍郎張伯鯨請全征。（《明史卷二五二·楊嗣昌傳》）

崇禎十二年又議練兵七十三萬，于地方練民兵，又于剿餉外，增練餉七百三十萬。時論以為：

九邊自有額餉，概予新餉，則舊者安歸。邊兵多虛額，今指為實數(shù)，餉盡虛糜而練數(shù)仍不足。且兵以分防不能常聚，故有抽練之議。抽練而其余遂不問。且抽練仍虛文，邊防愈益弱。至州縣民兵益無實，徒糜厚餉。以嗣昌主之，事鉅，莫敢難也。（《明史卷二五二·楊嗣昌傳》）

從萬歷末年到這時，遼餉的四次遞加，加上剿餉，練餉，一共增賦一千六百九十五萬兩。這是明末農(nóng)民在正賦以外的新增負擔(dān)！崇禎十六年索性把三餉合為一事，省得農(nóng)民弄不清楚和吏胥的作弊。（《明史卷二六五·倪元璐傳》）

因外族侵略和農(nóng)民起義而增兵，因增兵而籌餉，因籌餉而加賦。賦是加到農(nóng)民頭上的，官吏的嚴刑催比和舞弊，迫使農(nóng)民非參加起義不可，明史卷二五五黃道周傳說：

催科一事，正供外有雜派，新增外有暗加，額辦外有貼助。小民破產(chǎn)傾家，安得不為盜賊！

結(jié)果是朱明統(tǒng)治的被推翻。“流寇”領(lǐng)袖攻陷北京的李自成起事的口號是：

從闖王，不納糧！

1937年6月于北平

中國社會經(jīng)濟史集刊第五卷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