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時由智勇、惟春等同學所倡導(dǎo)的僧侶救護隊，已經(jīng)剩下不到六十人，早已不成隊。所以我臨時又再募集了大約一百人，但是真正上船的，只有五十多人。抵達臺灣后，人數(shù)實在太少，既不成團，也不成隊，同時也沒有團體愿意收留我們。經(jīng)過幾天的投石問路，因緣實在不具，因此僧侶救護隊也就只好解散，大家各奔東西了。

正當這個時候，由陳辭修（陳誠）先生主政的臺灣，政治情況惡化，當局嚴格查管不明人員的流動，因此我也遭到警察逮捕，被關(guān)在桃園的一所倉庫里。感謝孫立人將軍的夫人孫張清揚女士，以及“立委”、“監(jiān)委”們的大力營救，我才能九死一生，逃過劫難，并在臺灣居住下來。

期間，香港的師友雖然也濟助旅費，要我前往香港，可惜帶錢到臺灣的人沒有找到我，因為當時我被政府拘留。等我獲釋出來之后，他已經(jīng)回到香港，彼此緣慳一面，讓我的“香港之旅”不得成行。

除此之外，當時也有一些不認識的信徒，輾轉(zhuǎn)來信，要我前往瑞士，甚至馬來西亞的佛教會，也希望有布教師前往弘法。但我都因為旅費無著，同時也自感語言不足，所以不敢貿(mào)然前往，于是我就這樣安分守己地在臺灣住了下來。

最初我住在中壢圓光寺，后來掛單在新竹青草湖靈隱寺，分別主編《人生雜志》，以及為臺灣佛教講習會教書，余暇時間就撰寫《玉琳國師》《無聲息的歌唱》等。但實際上這時候我的弘法重點，已經(jīng)慢慢轉(zhuǎn)移到宜蘭了，在宜蘭展開我的理想，到各個鄉(xiāng)村弘法布教。

我于一九五三年春天到了宜蘭，這又是我人生的另一個關(guān)鍵時刻。我在宜蘭念佛會成立青年團體，成立文藝社、歌詠隊、補習班、讀書會，廣泛攝受、度化青年學佛，我用連環(huán)圖紙戲、幻燈片等道具輔佐傳教。一些兒童、青年、婦女、有神道信仰的初機學佛者，聽到我們弘法的宣傳喇叭聲：“咱們的佛教來了！”他們都深受感動，紛紛到我指定的地點聚集，助長了佛法的弘揚，也提升了我傳教的信心。

在我所度化的對象當中，大部分都是軍人、青年、婦女、學生。我除了到學校布教、監(jiān)獄弘法外，同時舉辦鄉(xiāng)村同樂會、佛誕游行，等等。我還開辦施診所，展開鄉(xiāng)村的冬令救濟。尤其每遇臺風來襲，我率先趕至災(zāi)區(qū)，給予受災(zāi)民眾關(guān)懷、幫助。我在宜蘭來來去去至今數(shù)十年，雖然沒有做到“萬家生佛”，承蒙大家都稱我一聲“宜蘭法師”，這也是我人生中影響深遠的一件事。

當時我在宜蘭、臺北弘法十余年，感覺在臺北受到的壓力很大，因為這里的會議特別多，每次開會，人家要我參加，如果我不出席，他們會說我不跟他們合作。此外，經(jīng)常有人請客，一人請客，相繼地就有多人回請，常常一連十天、半個月沒有回寺吃飯。如果婉拒，他們就說“你看不起我”。尤其那時來自海外的賓客很多，經(jīng)常要到飛機場迎賓送客，如果不應(yīng)招而至，他們又說“你不幫忙”。

為了跟大家合作，為了看得起大家，更為了應(yīng)該要幫大家的忙，我經(jīng)常到處應(yīng)酬，不知道自己住在哪里。所以感覺長此以往，終非久遠之計。同時，因為我和高雄也早已有了相契的緣分，我曾經(jīng)多次前往高雄講經(jīng)弘法，都是千人以上的信眾聽講；每次來去，聚在火車站迎送的隊伍，都在幾百人以上。

當時高雄的信徒，像和宜蘭的信徒展開拉鋸戰(zhàn)似的，經(jīng)常想出種種方法，要我南下高雄。終于，我禁不起信徒的熱誠，承諾南下協(xié)助高雄佛教堂的籌建，以及幫助壽山寺的建設(shè)工程。就這樣，我又走上了高雄弘法的不歸路，就此落腳在高雄，成為我人生的第四個關(guān)鍵時刻。

我先在高雄籌建佛教堂，眼看著即將竣工，就把它交給了月基法師住持。我在壽山公園建設(shè)壽山寺，這時屏東東山寺要辦東山佛學院，住持圓融尼師請我前往任教。我已經(jīng)答應(yīng)，但后來她向我道歉，說她所請的院長不同意我前去擔任教師。

我聽聞之后，一點也不介意，我知道培養(yǎng)人才非常重要，當時自己也已經(jīng)有了壽山寺這個小寺院。所以我認為應(yīng)該自己來辦佛學院，這是當仁不讓的事。

那時候我蝸居在只有八十坪的壽山寺，雖有五層樓高，但是兩班學生有六十人，已經(jīng)把各個樓層擠滿，其中有一班學生還得在納骨堂里上課。學生們不但不忌諱，甚至還對著骨灰罐的相片，和亡者建立起友誼。其中有一個公路局的車掌阿秋小姐，因車禍意外身亡，她的父母幾乎每天都帶水果來靈骨前祭拜，學生們也幫忙關(guān)心靈骨，同時分食祭拜后的水果。生亡同樂，也是一趣。

壽山佛學院雖小，但每年都要招生。一九六六年第三屆招生時，壽山寺的有限空間，實在無法再容納新生，因此商之于慈莊、慈惠、慈容，把坐落于高雄火車站前的佛教文化服務(wù)處出售，得款五百五十萬元，買下高雄縣麻竹園山坡地二十余公頃，著手籌建校舍，把壽山佛學院遷移至此，改名為“東方佛教學院”。之后陸續(xù)建設(shè)，成為今日的佛光山，這就是影響我一生的第五個關(guān)鍵時刻了。

其實，最初我并沒有很大的志愿想建大叢林來安僧度眾，再說我也沒有雄厚的經(jīng)濟力量。之所以創(chuàng)建佛光山，一是因為壽山寺實在沒有辦法安置學生；二是當時由越南來華投資興學的褚柏思夫婦，因為經(jīng)濟陷入困境，亟待救援。于是我毫不考慮，不管他們所擁有的這片麻竹園土地，是否對我有用。當時只是純粹為了助人一臂之力，因此毅然買下佛光山現(xiàn)址?，F(xiàn)在回想起來，那已經(jīng)是一九六六年的事了。翌年，也就是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六日，佛光山舉行奠基典禮，建寺的工程于焉展開。

當時正是佛教弘揚最低迷的時期，因為“總統(tǒng)”夫人宋美齡女士信奉基督教，她非常排斥人民信仰佛教，所以一般公教人員就業(yè)填寫個人資料表時，都不敢承認自己是佛教徒。面對這種非常時期，我心想“一不做，二不休”，索性打起招牌，就把寺院定名為“佛光山”，當然是希望“佛光普照”之意。

當我買下佛光山麻竹園的土地之后，特別租了一部游覽車，號召信徒上山參觀。但是車子開到山下后，必須徒步走過一條雜草叢生的小徑才能上山。滿車的信徒，大家都不肯下車，甚至還說：“這種地方，鬼都不會來！”

信徒情緒性的語言，我聽了并不感到失望，只有請大家在車上等待。我一個人上山，花了兩小時，繞了一圈回來，心想：沒有關(guān)系，鬼不來，只要人來、佛來就好了。

不過，等到真正著手開山之后，才出乎意外地發(fā)現(xiàn)，這塊土地簡直無法使用。說來實在叫人難以想象，現(xiàn)在的不二門前，當時是兩座小山、三條深溝，我請來推土機，把兩座小山的土，推到三條深溝里，才勉強填出一方的平地。

最初填平的這片土地，雖然不是很大，只有十余公頃，但是因為經(jīng)年累月遭受雨水沖刷，土壤流失嚴重，有的山溝真是深不見底。我從山下高屏溪，總計大約買了上萬輛卡車的沙石，才填出現(xiàn)在佛光山的這塊建地。

之后我又陸續(xù)收購旁邊的山坡地，最初一甲土地出價一萬元，到后來竟然每坪要價十萬元。當時因為經(jīng)費拮據(jù)，記得建設(shè)第一棟房子時，我想應(yīng)該要建一間齋堂，以供大眾過堂吃飯之用，但是限于經(jīng)費不足，我交代工人，只建八尺高就好，以節(jié)省經(jīng)費。

當八尺高的墻砌好，窗戶也有了，正要建屋頂時，一位叫吳大海的先生忽然捐獻新臺幣十萬元。我立刻把八尺高的齋堂增高為十二尺，但是窗戶已經(jīng)做好了，怎么辦呢？當時我就說：“那有什么關(guān)系，就在窗戶的上面，再加設(shè)一層窗子，不就可以了?！彼袁F(xiàn)在佛光山的舊齋堂，一層樓的房子有兩層窗戶，這在建筑學上，也算是奇事一樁。

為了感謝吳大海先生的捐獻，我把東山所建的水塔，取名為“大海之水”。佛光山開山初期，將近二十年內(nèi)，都靠這個水塔蓄水，供應(yīng)數(shù)百人飲用，不但解決山上大眾的用水問題，也讓草木生光。另外，在佛光山建設(shè)之初，統(tǒng)一的吳修齊先生、南豐的潘孝銳先生、虹牌油漆的張?zhí)碛婪驄D，對山上的資助最大。

佛光山的第一棟房子，也就是“東方佛教學院”，院舍落成時，上山參加典禮的人數(shù)超過五萬人；大悲殿落成當天，“內(nèi)政部”部長徐慶鐘先生親自上山主持，參與的信眾、游客，超過十萬人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