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光山自一九六七年開山以來，便獲得海內(nèi)外信徒的大力支持，我雖然未曾出外化緣，但是感謝十方信徒，以及護法龍?zhí)斓淖o持，在諸佛菩薩的加被之下，開山四十年的佛光山，也真是做到了“佛光普照三千界，法水長流五大洲”。

佛光山開山后，我擔任主管十八年，當硬件建設和弘法事業(yè)稍具規(guī)模時，我宣布退位，經(jīng)過“佛光山宗務委員會”共同推選，產(chǎn)生第二代第四任住持心平法師接掌佛光山。

我的退位，主要是希望對“世代交替”的傳承問題，做個示范。那年我五十九歲，正當身強體壯的時候，忽然宣布退位，外界人士一時不明所以。其實我在佛門里，自從懂事以來，曾經(jīng)決心不擔任住持，也不想做一個行政事務僧，我自認為應該以弘揚如來家業(yè)為職志，所以對文化、教育，我樂此不疲，尤其對弘揚佛法，到處講經(jīng)，一直表示我的“樂說”。

我在宜蘭數(shù)十年，雖然雷音寺只是一間小廟，我將之重建兩次，但都沒有擔任住持。我創(chuàng)建高雄壽山寺，也是請來善定、慧定兩位法師當家。我總想盡量地遠離寺院行政，但后來為了發(fā)展佛教事業(yè)，我知道還是需要有一個據(jù)點，因此不得已才開山，卻從此陷身在建寺工程中。

創(chuàng)建佛光山期間，雖然我仍然在佛教學院上課，到各地弘法，但是工程的規(guī)劃、監(jiān)管，以及經(jīng)費的籌措等，我都親自負責。當一切都有了相當?shù)某晒梢宰鲆粋€交代時，我想到，為什么不培養(yǎng)后代弟子來繼承呢？于是，在一九八五年，我毅然宣布退位。

記得當時對外發(fā)布消息以后，意外地接到“總統(tǒng)府”給我的電話，說不可以叫“退位”，要我改為“傳位”，因為有影射蔣經(jīng)國也要退位的意思，所以后來改為“傳法”。

由于當時電視臺的采訪，報章雜志的刊登，甚至《中國時報》的社論，都評論、報道了此一“退位傳法”事件，一時大家都說我為佛教和臺灣的企業(yè)界，做了一個很好的示范。

其實，我覺得各界的領導人，不一定要做到“至死方休”，生前就應該選定接班人，讓事業(yè)有計劃地發(fā)展，才能永續(xù)經(jīng)營。那個時候，臺灣企業(yè)界的第一代創(chuàng)辦人，也都在位二三十年了，因為我的“退位傳法”，證明“后繼有人”確實重要，因此引起大家對這個問題的思考、重視。想到我以一介僧侶，能夠引導社會的進步，也是足堪告慰。

我在佛光山開山建寺十八年中，感到最苦的事，莫過于社會給我的各種譏評、毀謗。例如，說我是“政治和尚”，說佛光山“商業(yè)化”等。其實說到政治，我是最不具有政治性格的人，我一生沒有進出過政府機關，沒有接受過公家的補助，甚至開山之初，美國的一位善士，主動發(fā)心想要捐獻五千萬元，我都予以婉拒。因為如果我接受他的巨額捐款，將來他說寺院都是他興建的，我會對萬千信者感到抱愧。

因此對“政治和尚”這個稱號，剛開始我很放不下，直到后來電影導演劉維斌先生跟我說：“‘政治和尚’也沒有什么不好，有人想要受此封號，還不可得呢？”甚至也有人說：“所謂‘政治和尚’，就表示你在社會上有力量，何況佛光山經(jīng)常有官員上山訪問，又怎么能說你與政治無關呢？”

想想他們的話也不無道理，再說佛教也講“不依國主，佛法難立”，所以從此我就稍感釋懷，不再引以為意了。

除了“政治和尚”的揶揄以外，再者就是有人批評說佛光山太過“商業(yè)化”。其實，我生性“非佛不做”，我沒有經(jīng)營世俗的商業(yè)。佛光山的朝山會館，提供參拜者用餐，信者用過齋后添油香，這是很正常的事，談不上是商業(yè)買賣。乃至小攤位出售念珠，順便流通一些佛書，廣為傳播佛法，這也是為了弘法的長久之計，不得不有的佛教事業(yè)，否則佛書都是免費贈送，哪有那么大的后援資助呢？

另外，社會輿論帶給我最大的困擾，就是說我星云某人“很有錢”。有人說我有共產(chǎn)黨的資助，有人說我挖到地下黃金?？傊麄冋J為我很有錢。

其實恰恰相反，我現(xiàn)年八十三歲，一生都在“日日難過日日過”當中度過。我沒有錢，也不經(jīng)管錢。即使有錢，也是寺院常住的，是十方信施捐助的，因此我把它分毫都用來推廣佛法，發(fā)展佛教事業(yè)。我自覺自己也是一個信徒，應該也要學習捐獻、喜舍，因此我把自己寫作所得的稿費、版稅，以及上電視講演，乃至到公司、工廠開示的車馬費，都捐作佛光山建寺、傳教、興學之用。

一般人一生頂多只辦一所大學，我除創(chuàng)辦四所大學之外，還與政府合辦八所社區(qū)大學，同時在全世界有數(shù)十所中華學校、佛教?？茖W院，以及美術館、圖書館，另外還成立“人間衛(wèi)視”、《人間福報》等。平時經(jīng)常有人問我：佛光山是怎么建起來的？我都說：佛光山是“從無而有”、“從空而來”。因為我不要錢，我也沒有錢，所以大家才肯幫助我，護持我建寺弘法，興辦佛教事業(yè)；如果我有錢，誰會“錦上添花”，愿意拿錢來護持一個有錢的出家人呢？

我在“退位傳法”時，負債一億余元，交給繼任者幫我償還，這使我長久以來一直耿耿于懷，覺得對不起繼任的心平和尚。我想，在我十八年的住持任內(nèi)，乃至一生弘法中所經(jīng)歷的艱辛過程，只有佛菩薩知道，只有因果知道，再有就是自己知道了！

當我從佛光山住持退位之后，真有“無官一身輕”的感覺。我先在北海道場住了一段時期，過了一個冬天之后，就飛往美國洛杉磯閉關。其時正值西來寺初創(chuàng)，在關房里，我籌思著各種因緣，想到未來可以在澳洲建“南天寺”，可以到非洲建“南華寺”，可以到馬來西亞建“東禪寺”，但也沒有忘記自己的故鄉(xiāng)，只是由于政治上的臺海風云，兩岸僵持不下，只有等待以后的因緣了。

不過，我繼一九九一年在臺灣成立“中華佛光協(xié)會”后，翌年在美國成立“國際佛光會世界總會”。我邀請時任“內(nèi)政部”部長吳伯雄、日本佛教大學校長水谷幸正、香港慈善家嚴寬祜、澳洲企業(yè)家游象卿等人擔任副會長。

成立大會選在曾舉辦電影奧斯卡金像獎頒獎典禮的洛杉磯音樂廳舉行，當天約有五千人與會，美國總統(tǒng)里根親自電函祝賀，臺灣“社工會”主任鐘榮吉先生特別赴美出席大會，甚至遠在加勒比海的多米尼克總統(tǒng)先諾勒爵士，不但親往美國參加大會，并且擔任“佛光之友會”的榮譽會長。

之后相繼多年，“國際佛光會”分別在多倫多、巴黎、倫敦、悉尼、東京等地，召開一年一度的“世界大會”，每次都有五千余人參加，這是華人在海外難得僅有的盛大集會。

在此之前，一九八八年西來寺落成之際，不但傳授“三壇大戒”，同時召開“世界佛教徒友誼會”。從此之后，我也一再應邀在美國各大學講演佛法，包括柏克萊、耶魯、加州、康乃爾、哈佛、夏威夷等大學。此外，加拿大、澳洲、巴西、智利和歐洲一些國家的大學，我也經(jīng)常應邀前去弘法。

在此同時，“國際佛光會”在世界各大名都也紛紛成立協(xié)會、分會，目前全世界有一百七十余個協(xié)會，數(shù)千個分會。甚至佛光山也在這些地方設立道場，總數(shù)在二百所以上。所謂“人間化”、“國際化”的佛教，此時已經(jīng)蔚為風氣。

為了到世界各地成立佛光會，我到過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也去了西班牙的巴塞羅納，以及北歐的冰島、挪威、瑞典，東歐的南斯拉夫、波蘭等地。我立志發(fā)愿要把佛法傳播到全世界，這種“國際化”佛教的推動，應該是繼我推動“人間佛教”之后，又把佛教推向另一個新的里程碑，同時也應該是我人生中另一個具有重大意義的關鍵時刻了。所以當初我從佛光山退位后，雖然兩袖清風，口袋里除了裝些衛(wèi)生紙，再有的就是一雙芒鞋、一身袈裟，我靠著徒眾為我購買飛機票，開始云游世界，到處講經(jīng)說法，開始了推動國際佛教的生涯。

經(jīng)過一段時期的發(fā)展，正當佛教走上“國際化”，真正把佛光普照到五大洲的時候，我又想到，現(xiàn)在世界佛教需要“本土化”，于是推動“本土化”的佛教，又成為我人生的另一個關鍵時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