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每個人活在這個世界上都有很多不同的身份，比如你是北京市民，你是一個外企職員，或者你是一個苗族人。但這個世界奇怪的地方在于，在某種情況下，我們的眾多身份中只有一個是最重要、最具優(yōu)先秩序的，這個最重要的身份決定了你的世界觀、待人處事的方法以及你在社會上的某種地位，甚至也決定了你跟別的族群或身份的人有怎樣的區(qū)別。

這種想法到底正不正確？可以讀一讀諾貝爾經(jīng)濟學獎得主阿馬蒂亞·森的《身份與暴力--命運的幻象》。這本書在社會科學界的影響非常大，而這位印度裔作者也遠遠不止是一位經(jīng)濟學家，同時也是非常了不起的政治哲學家和倫理學家。

此書寫得簡潔有趣，又充滿了雄辯的力量。作者一開始講了一個好玩的小故事：他曾是劍橋大學三一學院的院長，有一次經(jīng)過短暫的國外旅行回到英國，倫敦機場的移民局官員仔細檢查了他的印度護照后，“提出一個從哲學角度看頗為棘手的問題”。他注視著我在入境單上所填的家庭住址，那個住址就是劍橋三一學院院長公寓，然后問：“你跟那個院長是不是關系很好？是親密朋友嗎？”

這句話背后的意思其實是，一個拿著印度護照的印度人怎么可能是劍橋三一學院的院長呢？一定是跟院長有點什么關系，不然干嗎住在他家？阿馬蒂亞·森說：“這個問題讓我猶豫了片刻，因為我不知道自己能否稱得上是我自己的朋友。思索片刻后，我得出結論，回答應該是肯定的，因為我對待自己一向不賴，并且即使有時我說錯了什么，像我這樣的朋友對自己也沒有任何惡意。”

從這段話可以看出整本書的風格。你到底是誰？你的身份在什么情況下才是重要的呢？這是作者想刺激我們?nèi)ニ伎嫉囊粋€問題。既然一個人具有那么多不同的身份，比如我梁文道，既是鳳凰衛(wèi)視的員工，也是一個專欄作者，是一個男人，是別人的兒子，同時還是個佛教徒，是個讀書人，是個異性戀者等等。這么多不同的身份，哪一個最能主宰我的命運，決定我看世界的方式？答案是，不能有任何一個身份應該被認為是最優(yōu)先的，因為我們找不到這樣做的理由。

比如反日情緒高漲的時候，你可能看到日本人就想揍，完全不考慮他可能對中國非常友好、主張悔罪，也不會想到他也許是援助中國貧困鄉(xiāng)村的青年志愿者。就算以上都不是，你在揍他的時候，也不會想到他也是某個人的丈夫或某個人的兒子，是一個很誠實正直的、會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的好人。你的某種盲點會遮蔽你對他所有可能的認知，而只把他固定在一個身份上，那就是他是個日本人。請問，這種想法公平嗎？我們能夠被一種身份壟斷嗎？如書中所言，相信一種身份能夠壟斷我們，其實只是有關命運的一個幻想而已。

阿馬蒂亞·森這本書是對自由主義身份觀念的一次雄辯。近二十年來自由主義常常受到挑戰(zhàn)，這種挑戰(zhàn)最早來自于一種政治哲學即社群主義。社群主義者認為一個人的身份不可能是社會真空的，它有一些既定的條件和文化背景，限制了他怎樣看待這個世界的方式。所以一個人身份并不是由他來選擇的，而是要他去發(fā)現(xiàn)的。阿馬蒂亞·森認為這種想法具有嚴重局限，因為所謂身份的意義其實來自于選擇，而選擇要看不同的處境。

舉個簡單例子，比如任何一個國際機場的洗手間都是按照男女分的，不是按照黃種人、白種人跟黑人來區(qū)分的，也不會分成中國人使用還是外國人使用。因為在上廁所的時候，你是一個穆斯林還是一個佛教徒，是同性戀還是異性戀，是爸爸還是孩子，是個中產(chǎn)階級還是貧民，是中國人還是外國人，都不重要，唯一重要的是你到底是男的還是女的。

在生活中遇到的不同處境，常常使我們必須在那個特定的處境下應用一個我們覺得最恰當?shù)纳矸?。但阿馬蒂亞·森認為，恰恰是這樣的思想盲點阻隔了各種不同身份的人的溝通與理解。

誠然，我們對這個世界的理解會受制于某種文化身份，但是太過強調(diào)這種身份，有時候也會讓我們忘記理性的重要。一旦踏上理性之路，你就不可能再堅持始終用一個中國人的方法來思考問題。比如近幾年一些人對民主價值提出批判，認為是西方世界強加給各國的。但事實并非如此，阿馬蒂亞·森舉例說，全世界自古以來到處都有不同的民主元素，比如曼德拉曾在自傳中寫到，少年時代他在家鄉(xiāng)看到的地方會議程序是最純正的民主，無論是酋長還是平民、武士還是醫(yī)生、店主還是農(nóng)夫、地主還是勞工，每個想要發(fā)言的人都發(fā)了言，發(fā)言者的身份也許存在等級差異，但他們每個人的話都被認真聆聽了。

阿馬蒂亞·森說，曼德拉對民主的追求并非來自西方社會的任何強加，毫無疑問，他對民主的追求是源于他自己的家鄉(xiāng)非洲，不過他的確反過來把它強加給了當時統(tǒng)治南非黑人的那些歐洲人--不是歐洲人把民主強加給本地人，而恰恰是本地人把自己的民主觀念強加給了歐洲人。

這本書也涉及今日世界各地因宗教引起的沖突，比如從恐怖分子的圣戰(zhàn)可以追溯到伊斯蘭文化，而伊斯蘭文化內(nèi)部也存在多種差異，有些穆斯林在歷史上是非常寬容的，但是今天出現(xiàn)了極端的基本教義派，該如何解釋呢？依據(jù)伊斯蘭教義，哪一種觀點才是正確的呢？其實，我們首先要考慮的不是這個問題的正確答案，而是這個問題本身是不是一個正確的問題。

要了解一個穆斯林，不能從單一角度下定論。幾個穆斯林對政治事務的看法可能完全不同，但他們可能都是好的穆斯林，都有正確的伊斯蘭信仰。對于政治問題看法的差異，跟他是不是真正的穆斯林或好的穆斯林沒有多大關系，很可能是別的政治文化觀念影響了他的判斷。

我們不能夠期盼一種文化或宗教觀念能夠決定我們對所有事情的看法，這只會把人囚禁在一個狹小的牢籠里。常常有人說，中國要有自己的一套方法，不必聽從別人的意見。這種說法本身，也是一種牢籠或命運的幻象。

阿馬蒂亞·森說，過去很多反對英國殖民的印度民族主義者也常常說西方優(yōu)于我們的無非就是物質(zhì)、經(jīng)濟、政治，但是我們的精神文明遠遠超過他們。他認為這種想法其實也是一種殖民遺產(chǎn)，就因為太把西方殖民者當成一個對象了，才會這樣強調(diào)彼此的差異，強調(diào)自己的某種精神力量。

試想，這只是印度特色嗎？我們和其他亞洲國家是否也如此？

（主講　梁文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