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的時候，有一家人有兩個兒子，大兒子很不像話，因為跟弟弟借錢沒借到，居然揚言要殺死弟弟。父親把他叫過來痛罵一頓，大兒子反口還罵，父親于是下決心，讓族人把大兒子捆起來活埋了。這件事情被官府知道以后，就把父親抓去，起初說是無故殺人，判了罪，但案子送到刑部以后，刑部認為兒子罵父親本來就該死，執(zhí)行了私刑就算了，不必再予以追究。這可說是中國法律的一大特色。

中國有漫長的法律傳統(tǒng)，卻跟現(xiàn)代意義上的法制不一樣。這個法律傳統(tǒng)是怎么運作的呢？瞿同祖先生的《中國法律與中國社會》給出了答案。瞿先生是社會學(xué)家吳文藻的四大弟子之一，寫這部書時正值抗戰(zhàn)，當(dāng)時他在西南聯(lián)大教書，烽火連天的歲月里手邊沒有多少參考資料，居然寫出了這本公認的研究中國法律的經(jīng)典之作。

這本書將很多案例匯編在了一起，這些故事今天看來很不可思議。比如為什么兒子罵父親犯法，父親殺兒子可以無罪呢？瞿先生提出，中國的法律系統(tǒng)經(jīng)歷了一個儒家化的過程，儒家的核心理念是“禮”，而“禮”是維護社會差異的工具。也就是說，儒家承認社會上人與人之間的身份、地位和階級的差別，“禮”的作用不是要抹平這些差別，而是要維護它。所以才會有種種貴賤、尊卑、長幼之分。所以“禮”的真正意涵就是差異。

而“法”是什么？法家并不否認或反對社會身份和地位的差別，但法律的標準應(yīng)該是相對客觀的，因為國之所以治，端在賞罰，一以勸善，一以止奸，有功必賞，有過必罰，并不因人而異，人人在法律面前均須平等。

儒家認為社會是可以借由道德力量來維持的，如果是有德行的君子治國，下面的人自然可以被他感化而跟隨他。當(dāng)儒家漸漸掌握中國社會意識形態(tài)的主流之后，法典的編撰也都慢慢靠近儒家的觀念了。但法律還是需要的，因為治理國家光講禮和德不夠，只是這個“法”最終還是要受到“禮”的制約，這是中國法律的特點。

瞿先生舉了個例子，他說如果真的可以實現(xiàn)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為什么秦王朝二世而亡呢？秦朝是以法治國的，而且是嚴刑峻法，但瞿先生認為這種嚴苛的法律沒有適應(yīng)鄉(xiāng)土民間的需要。后來在儒家意識形態(tài)的主導(dǎo)之下，中國的法律出現(xiàn)了兩點特色，一是關(guān)注家庭和家族，二是維護階級差異。

在家族方面，法律特別維護父權(quán)的絕對權(quán)威，子女任何時候都不能夠忤逆父母。比如罵人這件事，一般人罵幾句粗話根本談不上治罪，但一旦發(fā)生在家人之間，尤其是晚輩罵長輩，那就不一樣了，子女罵父母更要罪加一等。

至于階級差異，在當(dāng)今社會就物質(zhì)享受而言，一個人選擇過什么樣的生活主要還是看個人的能力和欲望，跟社會地位的關(guān)系并不緊密。一個人人尊敬的諾貝爾獎得主可能沒錢買奔馳，但水果小販說不定哪天也會一身名牌。

但在從前的中國，一個人的物質(zhì)消費和社會身份地位是緊密相關(guān)的，而且這些規(guī)矩相當(dāng)嚴格，就算你很有錢，如果不屬于士大夫階層，就不能穿某種衣服；不是當(dāng)官的，房子就不能使用某種材料或者蓋那么大。甚至連房子的名稱也有規(guī)定，比如皇帝住的地方叫宮殿，下面依次可以有府邸、公館、第、宅、家等。如果你僭越了自己的身份地位，是犯法的。

中國有一句老話“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對庶民老百姓是不用講禮的，只要用刑法對付他們就行了，而對士大夫階層不可以用刑。因為在那樣一個階級分明的社會，對士大夫動刑法不僅是對他個人的侮辱，也是對整個上層群體的侮辱。社會輿論本身就是非?？膳碌膽土P，一個人如果失去了自己的社會地位無異于被社會放逐，很多人甚至無法接受這種失落而選擇自殺，所以“禮”的懲罰后果其實并不比“法”輕。

盡管如此，這仍然是一種很不公平的法律，差異不僅存在于士大夫階層與普通老百姓之間，也存在于庶民之間，其中最受歧視的一種人被叫做賤民。比如廣東沿海的蛋家人[1]，過去被認為是賤民，生下來就只能生活在船上。直到上世紀七十年代，港英政府還很歧視這些人，不準他們上岸居住，可見這種階級歧視是多么根深蒂固。

（主講　梁文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