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初到臺灣不久，適逢佛教會改組，我也被任命為改組委員之一，自覺能為佛教發(fā)展貢獻心力而十分高興，因此很賣力地去做，并且不時提出意見看法，只是后來發(fā)現(xiàn)長老們志不在此，不免有些失望。承蒙長老們看得起，提名我做常務(wù)理事，那時我不但無名、無錢，而且連食宿都沒有著落，照理說給我一張辦公桌就很心滿意足了，常務(wù)理事是何等尊貴，二十多歲的年輕僧伽，無功無德，豈可據(jù)此高位？但我想起明朝史可法寧可死守?fù)P州，也不給清朝官祿收買；民國初年的梁啟超寧可退回袁世凱的十萬大洋，也要發(fā)表《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的文章。我何人也？佛陀大圣的弟子，大乘宗門的后代，又豈能如海洋公園里的海豚一樣，滿足于眼前的小魚？所以便斷然拒絕。

回想五十年來，已召開二十屆的世界佛教徒友誼會，在種種因緣不具足之下，總是與我有緣而無分。年輕時，一直想能以一名代表身份參與大會，但是都因臺灣佛教會的主事者阻礙而希望落空。雖然如此，我還是很樂意從旁協(xié)助會務(wù)。后來因緣具備，我把世界佛教徒友誼會搬出亞洲地區(qū)，進入國際舞臺。二十次大會，我個人獨立負(fù)責(zé)三次：第一次是第十六屆世界會員大會，在美國西來寺舉行；第二次是第十八屆世界會員大會，在臺灣佛光山舉行；第三次是第二十屆世界會員大會，在澳洲南天寺舉行。所有代表的食宿交通及會議場所，我都積極主動地給予承擔(dān)支持。

第十八屆世界會員大會時，他們共同推舉我為榮譽會長。一九九八年，在南天寺舉行第二十屆大會時，他們希望我能正式擔(dān)任總會長，以帶領(lǐng)世界佛教徒友誼會，但我已無意于此，因為國際佛光會的會務(wù)已夠我忙碌了，尤其我覺得現(xiàn)在佛教界英才輩出，例如：越南的一行法師、馬來西亞的達摩難陀、韓國的月下長老、日本的水谷幸正、泰國法身寺的住持法乘上座等，都應(yīng)該來執(zhí)掌世界佛教會務(wù)，而他們也不會如海豚般為了小魚才肯有所作為。所以，世界上國際性的佛教人才，不可用小魚飼養(yǎng)，而是要給他們佛法更多的掌聲。于是就婉拒了他們的厚愛。

一九五四年，我主持宜蘭念佛會。因無會址，而需要籌建講堂，但那時一無所有，豈易進行？宜蘭縣張某來找我說道：“臺灣水泥公司董事長的母親往生，請你為她在告別式上誦經(jīng)拈香，他們愿意提供興建講堂的全部水泥。”我聽后非常不悅，立即回答：“水泥有什么了不起，就是用黃金打造，我也不去！”因為有很多事情不是用小魚就可以解決問題的，那時我還年輕，非常執(zhí)著。但是隔天一個信徒往生，我卻做不請之友，為他誦經(jīng)祝禱，而且一路送他到墳場。喪家送了我一個六十元的紅包，我將它悉數(shù)轉(zhuǎn)為《蓮友通訊》的經(jīng)費，表示佛法心意不是用小魚可以換得的。

所謂“君子愛財，取之有道”，盡管人生在世需要衣食物質(zhì)，就像海豚需要小魚一樣，但世上有許多更重要的東西，像寶貴的道情、共同的理念、相知的友誼等，尤其一個人的尊嚴(yán)，更不容許別人踐踏！

三十年前，我率領(lǐng)十二位徒眾為嘉義某一佛堂作了七天的法會，堂主拿了許多布料以為回饋供養(yǎng)，在那個物質(zhì)貧窮時代，這么多的布料可謂價值不菲，但我卻予以婉拒，并且另外掏錢給徒眾們到阿里山一游，以慰勞他們的辛苦。我覺得：海豚可以為了小魚表演，但人除了小魚之外，還有其他的意義在；人，應(yīng)該珍惜小魚之外的那一點點東西。這幾十年來，無論佛光山多么忙碌，我都盡己所能，派遣弟子們幫忙其他友寺法會活動，我所珍惜的就是小魚之外的這一點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