撤離北平十幾年后的1948年，北大中文系教授羅常培對鄭天挺的傾心竭力仍念念不忘：大家在凄涼慘痛的氛圍中仍舊主張鎮(zhèn)定應變，共維殘局，“但是自從七二九以后大家的精神實在已經(jīng)逐漸渙散了。城陷的那天，逵羽（南按：樊際昌，時為北大教務長）就避入了德國醫(yī)院。上午十時我到第二院巡視只碰見了鄭毅生（南按：鄭天挺）、章矛塵（廷謙）、梁實秋和潘光旦。十一時到第一院，聽說盧吉忱曾經(jīng)來過一會兒，后來連工友的影兒都不見了。到了八月七日平津試行通車，海道可航，于是逵羽便首先離開了北平。第二天河邊率日軍入城，分駐天壇，旃壇寺和鐵獅子胡同等處，人心更加浮動。八月九日毅生、樹人、公超、端升和我在歐美同學會晤談，一部分同仁便主張早離危城。于是十一日清晨公超、樹人、實秋和姚從吾就陪同胡適之太太離平赴津。在張皇失措中從吾還給胡太太丟了一只箱子。同仁既然紛紛南下，北大的重擔幾乎完全壓在毅生一人的肩頭。”而“八月二十五日日本憲兵四人到第二院校長室檢查，由毅生獨自支應，后來周作人聞訊趕到，用日語和日憲兵駁辯，那時他還站在北大同仁的立場說話。過了兩天日人又到圖書館索取中俄畫界地圖并且請孟心史（南按：孟森）先生給他們解釋，這時的情勢已經(jīng)越逼越緊了?！盵10]

關于羅常培所說日人強行索地圖事，北大教授錢穆在他的回憶中就具體細節(jié)有過這樣的補充：“日本軍隊進北平，聞心史曾在北大圖書館發(fā)現(xiàn)一舊地圖，于中俄兩國蒙古邊疆問題有新證據(jù)之發(fā)現(xiàn)。遂派人特訪心史，于其宅前并曾攝一像而去。而心史不久以病進醫(yī)院。雙十節(jié)后，北大同仁陸續(xù)離北平南下。余赴醫(yī)院與心史話別，不謂心史竟已不起?！盵11]

北大同仁南撤后，一代史學大師孟森于1938年去世，身后沒有像樣的財產傳給親屬，只有《清初三大疑案考實》等名著供后世學人追思紀念。當年他發(fā)現(xiàn)的那張舊地圖為日本人掠去“收藏研究”，從此再也沒有面世。

9月3日，大批日軍進駐北大第一院和灰樓新宿舍，于門口掛上了各分隊、小隊的日文牌號。在如此嚴峻紛亂的局勢中，鄭天挺仍每天到校負責料理校產與未能脫身教授們的生活，直到10月18日，地方維持會將保管北京大學的布告掛在北大二院門口，鄭天挺才和在平全體職員合攝一影，又于二院門前地方維持會的布告底下單獨拍了一張小照，算是與他恪守的崗位作了最后告別。

11月17日，鄭天挺與羅常培、陳雪屏、羅膺中、魏建功、邱椿、趙乃摶、周作人（南按 ：經(jīng)濟系，非魯迅之弟）、王霖之、周濯生、包尹輔等北大教授，最后一批離開淪陷的北平，轉道南下長沙。正如羅常培所說：“北平淪陷后的北大殘局就這樣暫時結束了！”[12]

就在北平淪陷的7月29日下午，日軍竄入北京城西北郊樹木參天、荷花飄香的清華園進行騷擾。隨即又數(shù)次以參觀為名，將竊取的大批珍貴圖書、儀器設備用卡車裝運出校園。因梅貽琦在南京未歸，局勢越來越惡化，代理校務的葉企孫與陳岱孫等幾位教授會商決定，盡快組織師生及其家屬撤退，同時決定由校秘書處事務科長畢正宣與汪健君、施廷鏞、陳傳緒、傅任敢等五人留守，組成“清華大學保管委員會”，以保護校園與校產。驕狂的日軍見此情形，索性派遣牟田口等部隊侵入學校公開搜查，強占部分校舍，劫掠校產，直至把“校產保管委員會”人員驅逐出校。自此，“清華園內，遂不復有我人之足跡矣?！盵13]

據(jù)時為清華大學文學院院長兼哲學系主任馮友蘭回憶：在炮火連天，北平危急，人心驚恐之際，除了逃難的人群，還有四處張羅準備男歡女愛，以成百年之好者。此種做法雖與整個北方硝煙彌漫、家破國亡的氛圍極不諧調，但那些癡男情女們卻不管這些，由著自己的性子繼續(xù)在情思的夢境中生活。就在北平失守的這天，清華一位教員正在城中舉行婚禮，特邀馮友蘭主婚。想不到當天晚上城門關閉，這對癡男怨女在清華園預備的新房已無法進入，只有坐看北平淪陷，扼腕嘆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