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時的梁啟超不只是替兒子擔驚受怕，隨著形勢發(fā)展，自己也越發(fā)驚恐緊張起來。1927年4月2日，他給女兒梁思順信中說：“我大約必須亡命，但以現(xiàn)在情形而論，或者可以捱到暑假。本來打算這幾天便回天津，現(xiàn)在擬稍遲乃行?！?9日給孩子們的信中又說：“南海先生忽然在青島死去，前日我們在京為位而哭，好生傷感。我的祭文，諒來已在《晨報》上見著了。他身后蕭條得萬分可憐，我得著電報，趕緊電匯幾百塊錢去，才能草草成殮哩。”[76] 5月31日又說 ：“本擬從容到暑假時乃離校，這兩天北方局勢劇變，昨今兩日連接城里電話，催促急行，乃倉皇而遁，可笑之至。好在校閱成績恰已完功，本年學課總算全始全終，良心上十分過得去。今日一面點檢行李，（因許多要緊書籍稿件擬帶往津。）下午急急帶著老白鼻往墳上看一趟 ，（因為此次離開北京，也許要較長的時日才能再來。）整夜不睡，點著蠟結束校中功課及其他雜事，明日早車往津?！盵77]

第二天，梁啟超入城，尚未登車回津，突然得到王國維自沉頤和園的噩耗，驚愕中復奔回清華料理王氏后事，直至8日才返回天津。

天命人事，伴著刀割針刺般的噩夢不斷糾纏于梁氏的身心，原本十分虛弱的病體越發(fā)不支，而北伐軍勢如破竹的銳風與王國維自殺身死的悲劇，給梁啟超以巨大刺激。兔死狐悲，梁氏身體一下子垮了下來，不得不反復到醫(yī)院救治，且不斷靠輸血予以維持生命，其人生之旅已是日薄西山，即將走到盡頭。

這年夏天，梁思永自海外歸來，本想做一番事業(yè)，因時局變幻紛亂，黨人與各派軍閥之間激戰(zhàn)正酣，使得李濟精心籌劃，準備與梁思永一道去山西和西北地區(qū)兩次田野考古發(fā)掘皆成泡影。梁思永無奈，只好以清華國學研究院梁啟超助教的名分暫時留下來，除到城內(nèi)故宮博物院、歷史博物館參觀，并向郭寶昌等鑒瓷名家和文物專家請教外，大多數(shù)時間憋在清華國學研究院古物陳列室，整理、研究李濟從西陰村田野考古發(fā)掘帶回的古物標本。

1928年5月底，清華國學研究院學期結束，梁啟超將學生論文評閱完畢，身體不支，即請假回天津養(yǎng)病。6月8日，北伐軍擊潰奉系軍閥，攻占京師，北洋政府宣告覆滅，國民政府旋改北京為北平。清華學校由梅貽琦“暫代校務”，聽候接管。未久，梁思永帶著未完成的研究報告和一顆痛苦、滴血之心，再度赴美深造。當他剛踏出國門，死神悄然逼近梁任公的府第，父子倆這一別竟成永訣。

8月17日，南京國民政府議決，清華學校改為國立清華大學，任命“五四運動”學生領袖之一、留學歐美的著名“海龜”羅家倫為校長。自此水木清華由此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

這年9月底，梁啟超再度入?yún)f(xié)和醫(yī)院，治病期間托人覓辛棄疾材料，以便撰寫《辛稼軒年譜》。一日，忽得一朋友送來的《信州府志》等書，梁氏不勝狂喜，遂不顧病情未愈，攜書出院回到天津家中扶病連續(xù)筆耕七日。此時死神已開始“嘭嘭”叩擊梁府大門那個怪獸狀的銅環(huán)，梁任公的生命之火已是油干薪盡，回天乏術，只能聽從死神的召喚了。

1929年1月19日，梁啟超在北京協(xié)和醫(yī)院病逝，享年57歲。噩耗傳出，學界政壇天下同悲，清華同仁撫棺慟哭，梁的友朋故舊、學生與家人泣不可抑。

泰山崩塌，梁柱摧折，哲人已去。尚在人間的生者在巨大的悲痛中發(fā)出了“痛斯人之難再，嗟舉世之皆瘖，天喪斯文悲天憫人”的哀嘆。[78]

四個月后，盛極一時的清華國學研究院宣告解體。[79]

1930年夏，梁思永于美國哈佛大學獲得碩士學位后歸國，此時李濟已離開清華投奔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出任考古組主任。感念舊情，李濟把梁思永推薦給史語所所長傅斯年，分配到考古組工作。自此，繼梁啟超之后，命運之神又賦予了李濟一段奇特的因緣，與梁思成、梁思永兄弟，開始了近20年密切合作與交往的人生之旅。

注釋：

[1、2、3]《西南聯(lián)大·戰(zhàn)火的洗禮》，趙新林、張國龍著，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出版。

[4]天津《益世報》1937年7月30日。

[5]南京《中央日報》，1937年7月31日。

[6]《南開大學校史·大事年表》，南開大學檔案館檔案。

[7]《國立西南聯(lián)大紀念碑碑文》，轉引自《馮友蘭自述》，馮友蘭著，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出版。據(jù)時為南開大學秘書長黃鈺生在《被日寇洗劫的南開大學》一文中回憶：當時學校已放暑假，師生大多已離校，“7月28日夜間，留守在校舍的有楊石先和我，還有幾位職工。29日凌晨1時，我們聽見多處的槍聲，拂曉，駐在海光寺的日軍開炮了。第一炮打河北省政府，第二炮打南開大學。接著就是對南大各建筑連續(xù)的炮轟。”（《中國現(xiàn)代史料選輯》第5冊，上冊）。

何以日軍面對中國守軍的進攻的同時還要拿出精力炮擊、轟炸南開校園呢？除了日軍華北駐屯軍指揮部所居的海光寺，位于南開大學與中學之間這個特殊的地理位置，日軍需在附近展開火力以保指揮首腦安全外，另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對南開大學師生長期積聚的嫉恨。早在1927年，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赴東北考察時，親見日本人經(jīng)營滿蒙之精心與野心，“今東北各省陷于危局，而我國人士能言之、知之者鮮”，本著“匹夫有責之義”，回校后成立了“滿蒙研究會”（后改名為“東北研究會”），組織教授赴東北調(diào)查實況，搜集資料證據(jù)，開展學術研究，并利用其成果教育民眾，提醒軍民注意日本人之野心。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南開“東北研究會”編寫了20萬言的《東北經(jīng)濟地理》，系統(tǒng)介紹了東北各省的自然資源和人文地理，作為南開大、中學必修課教材，令學生“加深了解何以東北對祖國是那樣重要、神圣”。之后南開大學一直作為天津抗日救亡運動中心，與日軍、漢奸展開長期或明或暗的斗爭，從而播下了日本人仇恨的種子，一旦戰(zhàn)爭來臨，南開首當其沖地置于日軍炮火之下，也就不感意外了，南開大學遂成為抗戰(zhàn)以來中國第一個罹難的高等學府。（參見《國立西南聯(lián)合大學圖史》，第23頁，郭建榮主編，云南教育出版社2006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