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3月底，中央研究院籌備委員會一致通過，“因歷史語言研究之重要，決設(shè)歷史語言研究所于廣州，委任傅斯年與顧頡剛、楊振聲為常務(wù)籌備委員”，以傅斯年為掌門人。這一“無中生有”（傅斯年語）的學術(shù)機構(gòu)的正式設(shè)立，令學界人士為之側(cè)目，即是神通廣大的胡適都感到有些意外，因而戲稱傅氏“狡兔二窟”。[36]

1928年4月，國民政府決定改中華民國大學院中央研究院為國立中央研究院，成一獨立研究機關(guān)，任命蔡元培為中央研究院院長，楊杏佛任總干事。下設(shè)各研究所及首任所長如下：

地質(zhì)所李四光；天文所高魯；氣象所竺可楨；物理所丁燮（西）林；化學所王進；工程所周仁；社會科學所楊端六。

1928年10月14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正式宣告成立，所址設(shè)在廣州東山柏園。傅斯年辭去中山大學教職，應(yīng)聘出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這一抉擇，是傅斯年人生旅程中一個重要的轉(zhuǎn)捩點，也是中國史學異軍突起的坐標系，接踵而來的，將是一個“開辟史學新天地”的偉大時代。

就在史語所成立之時，傅斯年與顧頡剛緣分已盡，開始出現(xiàn)裂痕與沖突。

傅、顧二人的矛盾表面上沒有特殊的標志性事件供后人評斷，據(jù)顧頡剛的女兒顧潮說，主要原因是兩人的性格、志向不同。顧與傅在北大同窗時，談及各人的理想與志向，顧謂最強者乃知識欲，傅斯年謂最強者乃政治欲。兩人都有剛強的性格，傅斯年博學多才，極具辦事才干，甚欲在學術(shù)界成為領(lǐng)袖人物，做出一番轟轟烈烈的大事業(yè)。但脾氣暴躁，霸氣十足，在各個方面想把顧氏壓服，聽命自己的調(diào)遣。而顧頡剛則傾心自己的學問，生性倔犟，不吃傅斯年那一套，曾聲言只能做自己愿意做的事情，而不能聽從任何人的指揮。于是二人關(guān)系越來越僵，終于釀成了不能合作之局。

1929年2月，顧頡剛趁中山大學領(lǐng)導人戴季陶、朱家驊不在校之際，攜眷悄然離開了廣州返回北平。同年9月受燕京大學之聘，出任歷史系教授。隨后，顧頡剛分別致信戴季陶、朱家驊，正式辭卻中山大學教職。自此，顧頡剛徹底脫離了中大，中大失去了顧頡剛。而傅、顧二人天南地北，時聚時散，卻是咫尺天涯，互不提攜，終生再也沒有一起共事。后來，傅斯年接替胡適在北大辦文科研究所，曾想與顧頡剛重續(xù)舊緣，聘顧氏為北大研究所教授，但顧表示堅決不重做馮婦，為傅氏驅(qū)使，以免遭到壓迫與征服的恥辱。傅斯年因失了面子，甚覺惱火，竟暴跳起來，并寫信挖苦顧頡剛：“燕京有何可戀，豈先為亡國之準備乎？”顧頡剛閱信后則漠然置之，在日記上反諷曰：“我入燕京為功為罪，百年之后自有公評，不必辯也。中國學校聘外國教員亦多，豈此外國教員亦為作亡國之準備乎？”[37]從此永未回頭。

顧頡剛出走后，作為中央研究院史語所所長的傅斯年，開始以他的霸氣與超人的辦事才能，四處網(wǎng)落人才，并率先把目光投向了清華國學研究院陳寅恪、趙元任兩位導師身上。

注釋：

[1]李濟《創(chuàng)辦史語所與支持安陽考古工作的貢獻》，載臺灣《傳記文學》，第二十八卷，第一期，1976年。

[2]伍淑《憶孟真》，原載《傅故校長哀錄》，第2卷。轉(zhuǎn)引《諤諤之士--名人筆下的傅斯年》，王富仁 石興澤編，東方出版中心1999年出版。

[3]胡適《<傅孟真遺著>序》，載《胡適作品集》，第二十五卷，臺北，遠流出版公司1986年出版。

[4]在“新文化運動”中立過汗馬功勞的《新青年》，原名《青年》，1915年9月在上海創(chuàng)刊，1916年1月改名《新青年》，陳獨秀主編，年底遷到北京。蔡元培長北大后，于1917年聘陳獨秀為北大文科學長，《新青年》繼續(xù)發(fā)行，并得到了李大釗、錢玄同、魯迅、周作人、劉半農(nóng)等人的大力支持，1922年休刊，前后只短短的七年，可謂英年早逝。但這份刊物以它獨特的風格名動中國，得到許多青年的熱烈追捧，當然也遭到“八面非難”，主編陳獨秀不得不在1919年1月發(fā)表《本志罪案之答辯書》為之辯護。

1931年8月下旬，“五四運動”中北大學生領(lǐng)袖之一羅家倫于北太平洋舟中，向他的助手馬星野(原單名偉)就《新青年》時代的北大相關(guān)人員情形進行了回憶，馬星野于26日晚上將羅氏口述整理完畢，因涉及當時人物甚多，一直未公開發(fā)表。直到1978年，羅的女公子羅久芳整理先人遺稿，特檢出自美國航寄臺灣《傳記文學》發(fā)表，這段彌足珍貴的回憶錄始與公眾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