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jù)羅家倫說：“當陳獨秀沒有進北京大學以前，他就在上海亞東書局辦了一個雜志叫做《青年》，胡適之不過是一個投稿的人，而易白沙這些人，都是這個雜志的主干。胡適之發(fā)表《改良中國文學芻議》一文，以八事相號召。此文發(fā)表以后，陳獨秀就做了一篇《文學革命論》，其主張較胡適之更為激烈。故‘文學革命’四字乃是陳獨秀提出來的。胡適之接上又做了一篇《建設新文學革命》。因為胡適之本來于革命二字有點害怕，所以于文學革命之前面，戴了一個‘建設’的帽子。胡適之初到北京大學，我曾去看他，他的膽子是很小，對一般舊教員的態(tài)度還是十分謙恭，后來因為他主張改良文學，而陳獨秀、錢玄同等更變本加厲，大吹大擂，于是胡適之氣焰因而大盛，這里仿佛有點群眾心理的作用在內(nèi)。當時陳獨秀提出文學革命的時候，大家已經(jīng)嚇得目瞪口呆了，而錢玄同更加提出廢除漢字的主張，所以許多人更目之為怪誕。他們因為要找一個反對的人做罵的對象，所以錢玄同便寫一封假名的信，用‘王敬軒’的假名字，這封信是特地用舊派口吻，反對文學革命的，當時劉半農(nóng)就做了一篇什么連刁劉氏鮮靈芝都包括進去的一封復信，狗血噴頭地把這位錢玄同先生的化身王敬軒罵一頓。這封信措辭輕薄，惹引了不少的反感。后來新青年社中人，亦甚感懊喪。劉半農(nóng)還有一篇《作揖主義》也是同樣的輕薄口吻的文字，所以大家都看不大起?！庇终f：“當時新青年社是由六個人輪流編輯的，陳獨秀筆鋒很厲，主張十分尖刻，思想很快而且好作驚人之語。他的毛病是聰明遠過于學問，所以只宜于做批評社會的文字而不宜于做學術(shù)研究的文字。胡適之在當時還是小心翼翼的，他回國第一年的功夫，拼命地在寫著他的《中國哲學史》上卷，他自己親手抄了兩遍，的確下過一番苦功。但是這是依他在美國的博士論文《先秦名學史》作骨干而以中文寫成的，所以寫起來比較快，一年就完事了。當時他所做的《建設(新)文學革命論》很引起大家的同情，他做了一些似詞非詞似詩非詩的所謂白話詩，雖然失之于淺薄，但是在過渡的時代里是很適合于一般人口味的。錢玄同本來是一個研究音韻學的人，是章太炎的學生，是自己主張白話卻是滿口說文言的人，是于新知識所得很少卻是滿口說新東西的人，所以大家常說他有神經(jīng)病，因為他也是一個精神恍惚好說大話的人?！?/p>

除陳、胡、錢三位號稱“文學革命”的主將之外，羅家倫還談了對《新青年》周圍其他幾位搖旗吶喊者的看法：“《新青年》除了六位編輯以外，更有許多投稿的人，如李大釗，是當時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他的文章寫得很好，人也很樸素。周作人是極注意于寫小品文字的，他《自己的園地》等一類稿件，都是那個時候?qū)懗傻摹ｔ斞讣粗軜淙?，乃是周作人的哥哥，當時在教育部做一個科長，還是蔡孑民做教育總長時代找他進部的。以后他宦隱于教育部者多年，這時候也出來打邊鼓，做《狂人日記》、《藥》等很傳誦一時的小說。至于舊派方面，劉師培在學問方面是公認為泰斗的，他賦性柔弱，對于此類問題不去計較。黃季剛則天天詩酒謾罵，在課堂里面不教書，只是罵人，尤其是對于錢玄同，開口便是說玄同是什么東西，他哪種講義不是抄著我的呢？他對于胡適之文學革命的主張，見人便提出來罵，他有時在課堂中大聲地說：‘胡適之說做白話文痛快，世界上哪里有痛快的事，金圣嘆說過世界上最痛的事，莫過于砍頭，世界上最快的事，莫過于飲酒。胡適之如果要痛快，可以去喝了酒再仰起頸子來給人砍掉。’這種村夫罵座的話，其中尖酸刻薄的地方很多，而一部分學生從而和之，以后遂成為國故派。還有一個人，讀書很多，自命不凡并太息痛恨于新文學運動的，便是陳漢章。陳漢章乃是前清一位舉人，京師大學堂時代，本要請他來做教習，他因為自己沒有得到翰林，聽說京師大學堂畢業(yè)以后可得翰林，故不愿為教師而自愿為學生。他有一個兄弟，乃是一個進士。當年他兄弟中進士時候，要在他家祠堂中央掛一個表，他堅決地反對，他說你的表不能掛在祠堂中央，中央地方要留給我中了翰林時候才可以掛的。哪知道他在當年十二月可以得翰林的，八月間便是辛亥革命，所以到了現(xiàn)在，他到祠堂里面尚不敢抬頭仰視。他所讀的書確實很多，《十三經(jīng)注疏》中三禮的白文和注疏，他都能個個字背出，他一上講堂，便寫黑板，寫完以后一大蓬黑胡子變成白胡子。他博聞強記而不能消化。有一次我問他中國的彈詞起于何時？他說，我等一會再告訴你。我問他是上午9時，到11時接到他一封信，上面寫了27條都是關(guān)于彈詞起源的東西，但是沒有一個結(jié)論，只是一篇材料的登記而已。他自負不凡，以為自己了不得，只有黃季剛、劉申叔還可以和他談談，這位先生也是當時北大一個特色。還有朱希祖、馬敘倫等人，則游移于新舊之間，講不到什么立場的。從《新青年》出來以后，學生方面，也有不少受到影響的，像傅斯年、顧頡剛等一流人，本來中國詩作得很好的，黃季剛等當年也很器重他們，但是后來都變了，所以黃季剛等因為他們倒舊派的戈，恨之刺骨。最近朱家驊要請傅斯年做中央大學文學院長，黃季剛馬上要辭職（南按：黃季剛即黃侃，后來到南京中央大學任教，朱家驊曾任中大校長)。當時我們除了讀書以外實在有一種自由討論的空氣，在那時我們幾個人讀外國書的風氣很盛，其中以傅斯年、汪敬熙和我三個人，尤其以喜買外國書。”

在談到《新青年》與《新潮》的關(guān)系時，羅家倫回憶說：“傅孟真是拋棄了黃季剛要傳章太炎的道統(tǒng)給他的資格，叛了他的老師來談文學革命。他的中國文學，很有根底，尤其是于六朝時代的文學，他從前最喜歡讀李義山的時候呢？他回答說：那個時候我自己也是妖。傅孟真同房子的有顧頡剛。俞平伯、汪敬熙和我，都是他房間里的不速之客。天天要去，去了就爭辯。還有一位狄君武(膺)是和傅孟真同房子的，但是他一天到晚咿咿唔唔在做中國小品文學，以斗方名士自命。大家群起而罵他，且當面罵他為“赤犬公”(因狄字為火及犬構(gòu)成)，他也無可如何。這雖然是一件小事，但是可見北大當時各種分子雜居一處的情形及大家有一種學術(shù)自由的空氣。因為大家談天的結(jié)果，并且因為不甚滿意于《新青年》一部分的文章，當時大家便說：若是我們也來辦一個雜志，一定可以和《新青年》抗衡，于是《新潮》雜志便應運而產(chǎn)生了?！缎鲁薄返挠⑽拿譃門he。”（《蔡元培時代的北京大學與五四運動》羅家倫口述，馬星野記錄，載臺灣《傳記文學》第54卷第5期，1978年5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