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汝霖生前在《一生之回憶》中對五四有如下評價：“此事距今四十余年，回想起來，于己于人，亦有好處。雖然于不明不白之中，犧牲了我們?nèi)?，卻喚起了多數(shù)人的愛國心，總算得到代價。又聞與此事有關之青年，因此機緣，出國留學，為國家成就人才。在我呢，因之脫離政界，得以侍奉老親，還我初服。所惜者，此事變化，以愛國始，而以禍國終，蓋學潮起始，由于學子不明事實真相，誤聽浮言，激于愛國心，以致有越軌行動，情有可原，迨北大校長蔡孑民先生，發(fā)表談話，勸學生適可而止，學潮似已平息；然反對者以尚未達到目的，又鼓動街頭演說，加以背后有組織，有援助，遂擴大范圍，游說至上海等處。迨至我們?nèi)讼屡_，錢閣引咎，蔡校長亦辭職南下，反對者已如愿以償矣。”（《一生之回憶》，曹汝霖著，香港春秋雜志社1966年初版。）

[15]《蔡元培時代的北京大學與五四運動》，羅家倫口述，馬星野記錄，載臺灣《傳記文學》，第54卷，第5期，1978年5月。

[16]蔣夢麟《憶孟真》，載臺北《中央日報》，1950年12月30日。

[17、18]《五四運動史》，[美]周策縱著，岳麓書社1999年出版

[19] 1919年4月30日，胡適終生服膺的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實用主義哲學大師杜威抵上海，開始在中國講學活動。此時適值“五四運動”爆發(fā)，在南方講學的杜威聞聽各種傳言，對北京高校學生的做法頗不以為然，他曾寫信給家中的女兒，把北大等高校學生游行與痛打曹汝霖等行為，看做是一般大學校園中男生們的相互斗毆，是無聊之舉。但當他于6月5日抵達北京后，親眼看到了“五四運動”掀起了新一輪高潮的蓬勃氣象，在一個月內(nèi)，軍警已拘捕學生近千人，并把北京大學校舍作為臨時監(jiān)獄關押被捕學生。盡管如此，學生們與政府較量的斗志不減，愛國熱情已引起了社會各界的關注與參與。此舉令杜威大受感動，并完全改變了以前的看法，對學生們的行動給予了高度肯定與贊譽。6月8日夜間，美國駐華使館設宴招待杜威及中外名人、要員三百余人。席間杜威在演講中說道：此次來京，適逢學界學潮擴大之際，本人不能充分講演，起初不免寂寞。但現(xiàn)在深覺中國學生不特能教訓自己，并且能教訓他人，實在可以不必他多講演了云云。（1919年6月9日《晨報》）

在社會各界的巨大壓力下，北京政府將被捕的學生全部釋放，6月10日下令免去曹、章、陸等三個賣國者本兼各職，傾向于改良主義的老頭子杜威心靈受到很大震動，他在較詳細地了解了學潮發(fā)生的情況后，于6月20日寫信給家中女兒的信中，再次提出并修正了以前對“五四運動”的看法。信曰：“附帶說一句，我發(fā)現(xiàn)我上次把這里的示威游行比作我們一般大學里男生的宿舍打斗，對這里的學生說來有欠公平。整個示威游行是經(jīng)過了細心的計劃，并且比他們預定的時間還要提早結(jié)束，原因是有一個政黨也要游行示威。他們的運動如果在同一個時候，會給誤認作是被政黨利用。他們要以學生身份獨立采取行動。想想我們國內(nèi)14歲以上的孩子，負起一個大清除的政治改革運動的領導責任，并且使得商人和各界人士感到慚愧而來加入他們的運動。這實在是一個了不起的國家?！保ā段逅倪\動史》，周策縱著，岳鹿書社1999年出版）

[20、22]屈萬里《傅孟真先生軼事瑣記》，《傅故校長逝世紀念?？罚_灣大學學生會編印，1951年。

[21]張家康《胡適與魯迅》，載《人物》，2003年第8期。

[23]關于傅斯年放洋留學事，胡頌平《胡適之年譜長編初稿》（臺北·聯(lián)經(jīng)，1984）第2932頁寫道：“今天蔣復璁帶來民九、民十兩年的北京政府教育公報”，“編者附記：在附錄里，還有傅斯年當年考取出國的分數(shù)是八十二分，第二名。”據(jù)臺灣學者王汎森說：“為了這次官費考試，還有一個插曲，即許多考官因為傅斯年是激烈學生而不擬錄取。當時山東省教育廳的科長陳雪南出面力爭，認為成績?nèi)绱藘?yōu)秀的學生非取不可，終于定案。值得注意的是，此后陳雪南與傅氏保持相當友好關系，1948年，傅在美國，竟被選為立法委員，傅氏不就，也是托陳雪南勸說才接受?！保ㄍ鯕陡邓鼓陮m文史觀點的影響》，載《胡適研究》，第二輯，安徽大學胡適研究中心編，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出版。）

[24]《新潮》，二卷，一期“附錄”，1919年10月30日。

[25]傅氏研究者多云傅斯年在柏林大學頗受朗克的影響，但據(jù)臺灣學者杜正勝說，傅斯年一生只提到朗克二、三次（杜氏稱“蘭克”），藏書中亦沒有任何朗克的著作，“向來的通說恐怕不必然多么可靠。我對這個問題尚無絕對把握?！保ǘ耪齽佟稛o中生有的志業(yè)》，載《新學術(shù)之路》，臺北，中央研究院印行，1998年）按杜正勝的說法，傅斯年之所以在留學的最后階段決定“弄史學”，是受顧頡剛搞《古史辨》并暴得大名的刺激。傅不愿向顧“稱臣”，遂下決心要跳出“顧氏王國”的陰影，“動手動腳找材料”，以新的科學研究方法“開辟史學的新天地”。傅與顧在廣州籌建史語所的矛盾，與兩人的學術(shù)觀念以及傅想跳出顧的陰影的急迫心情不無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