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zhàn)爭催生的中央博物院
就在上海戰(zhàn)事正酣,蔣介石鐵定了心要與日軍決一雌雄之際,南京國民政府開始設法動用運輸力量,把國家珍藏的寶器、工業(yè)設施、戰(zhàn)略物資和科研設備,經(jīng)長江、隴海鐵路和各條公路悄悄運往內(nèi)地,以保存實力,長期抗戰(zhàn)。與此同時,根據(jù)國民政府的命令,中央研究院各研究所與平津兩地大學也開始向長沙與西安一帶遷徙。
決策既定,傅斯年立即指示中央研究院各所捆扎物資儀器,打點行裝,準備起程。
早在淞滬戰(zhàn)事爆發(fā)前,中央研究院史語所考古組已根據(jù)戰(zhàn)局演變,在富有遠見和責任心的李濟指揮下,開始對歷次發(fā)掘的器物和各種器材打包裝箱,準備內(nèi)遷。據(jù)史語所《大事記》民國二十六年七月條:“本所隨本院西遷,先選裝最珍貴中西文圖書、雜志及善本書共六十箱,首批運往南昌農(nóng)學院,其余一千三百三十三箱分批運長沙。但部份殷墟出土的人骨、獸骨及陶片等,限于運輸工具,暫留原址?!卑嗽聴l:“本院組織長沙工作站籌備委員會,本所遷入長沙圣經(jīng)學院,所長傅斯年仍留南京,派梁思永為籌備會常務委員。[1]
此次行動,按照史語所研究人員石璋如的說法:“因為南京離上海很近,戰(zhàn)事吃緊,所以先行裝箱?!痹诰唧w作業(yè)中,首先選擇重要的文物裝箱,“像骨頭就選人骨,其它部分就留下,這也是一種決定?!盵2]根據(jù)不同的情況,傅斯年與李濟、梁思永商定,已捆裝完畢的六十箱最珍貴中西文圖書及善本書等,由李濟親自負責押運到南昌農(nóng)學院保存,其他一千三百多箱出土器物,陸續(xù)運到南京下關碼頭裝船,分批運往長沙,由梁思永總負其責,組織雇用船只、運輸和安置。
就在史語所人員裝船過程中,上海戰(zhàn)事已到了最為酷烈和決定勝負的階段,日本飛機開始飛往南京實施轟炸。在炮火硝煙中,一批又一批滿載著成箱國寶的輪船悄然離開下關碼頭,沿長江溯水西行。史語所大部分人員連同家眷一同隨船起程,也有個別人員如那廉君、石璋如等乘火車從陸路繞道趕赴長沙。
由于從內(nèi)地遷來的機關太多,整個長沙市顯得異常擁擠混亂。圣經(jīng)學校是一座三層樓的建筑,空間較大,且有地下室可儲藏東西與躲避敵機投下的炸彈。時北大、清華、南開三所大學的師生已陸續(xù)來到長沙,并借用圣經(jīng)學校上課,大部分房間已被三校占據(jù)利用,中央研究院只分配到三層樓的學生宿舍及一小部分教室,史語所運來的所有箱子都放在地下室暫存。10月之前,史語所人員一直忙于裝船運輸、搬運和整理,差不多到了10月中旬才開始安頓下來。因梁思永一直在南京組織裝船運輸,長沙的搬運工作由董作賓、石璋如等人具體實施。當梁思永隨最后一只輪船抵達長沙并與梁思成一家見面時,已是10月上旬,這時李濟正以中央博物院籌備處主任的身份,率領部下奉命押運一百多箱國寶級文物沿長江溯流而上,艱難地向重慶行進。這批文物是此前從北平搶運出來在南京暫時收藏的。
1931年9月18日,隨著“九·一八”事變爆發(fā),日本軍隊占領了中國東北三省,進一步向華北地區(qū)進犯,威脅平津,中華民族進入了危難之際。鑒于清末英法聯(lián)軍占領北京火燒圓明園,導致大量價值連城的文物遭到焚毀和劫掠的悲慘命運,考慮到北京故宮等機構保藏的文物有在戰(zhàn)火中被焚毀或遭日軍搶劫的可能,故宮博物院院長易培基等有識之士,電告南京中央政府,提出了盡快把文物南遷以避刀兵之災的意見。經(jīng)過一番周折,終于得到國民政府批準,北平幾家存有文物的部門于1932年底商定派員精選文物,緊急裝箱南遷。除故宮博物院集中的13427箱零64包外,另有古物陳列所、太廟、頤和園、國子監(jiān),以及奉天、熱河兩行宮等處文物6066箱,由國民政府委托故宮博物院派員一起將其南遷--這便是中國近代史上著名的第一次國寶南遷大行動。1948年底,這批寶物中的相當一部分精品隨蔣介石政府遷往臺灣,成為臺北故宮博物院的鎮(zhèn)院之寶。
由北平南遷的文物先運到上海暫存,同時利用南京朝天宮舊址,修建故宮博物院南京分院長期存放。因南京分院只能容納原北平故宮運出的文物,一同運往上海的其它部門如太廟、頤和園等原有6066箱文物無處存放,經(jīng)蔡元培倡議,于1933年4月在南京成立了國立中央博物院籌備處,暫時接管這批文物。中央博物院隸屬教育部,辦公地點設在雞鳴寺路1號,在中山門半山園征地12.9公頃,原擬建人文、工藝、自然等三大館,后因時局關系,僅建一座人文館(即后來南京博物院大殿)便倉皇撤離西遷。
中央博物院籌備處成立后,蔡元培出任第一屆理事會理事長,傅斯年為籌備主任,延請翁文灝、李濟、周仁分別為自然館、人文館和工藝館籌備主任,并確立了“提倡科學研究,輔助公眾教育,以適當之陳列展覽,圖智識之增進”的宗旨。同年10月,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第377次會議作出決議,將北平古物陳列所(南按:1914年袁世凱政府設立)遷到南京的文物撥付給中博籌備處。1936年,再度把原國子監(jiān)(南按:1911年成立的北平歷史博物館所在地)、頤和園等處遷往南京的文物,全部撥付給中央博物院籌備處保存。這兩批文物入庫,不但成為正處于襁褓中的中央博物院籌備處藏品的基礎,同時也奠定了日后在文博界舉足輕重的大腕級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