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陳三立、徐致靖們夢斷河山，維新變革的壯志成空，歸宿西湖之后，無論是晚清立憲派的代表之一湯壽潛，還是站在南高峰上對江賦詩、躊躇滿志的宋教仁，都曾為從制度層面告別“衰世”，將中國從古代帶入近代，而苦心焦慮過，拼命苦干過，熱血澎湃過，甚至不惜送一顆頭顱（黃花岡起義前夕宋教仁對于右任說的話）。徐致靖郁郁而終，陳三立后半生以詩酒自娛。戊戌之后，政局黑暗，民氣消沉，萬象凋零，直到庚子慘變，慈禧太后被迫推行新政，拾起染滿譚嗣同等志士熱血的戊戌變革綱領，試圖挽救氣數將盡的王朝命運，社會才重新出現一點生機，立憲運動就是在這一氣候下展開的。以張謇、湯壽潛等為中心的江南立憲派在當時負有社會重望，他們在其中起到了極為重要的作用。立憲與革命的這場賽跑，因為權貴集團始終難以割舍既得的龐大利益，背上因襲的包袱太重，私欲太深，最后輸給了革命。

國會沒來得及召開，武昌的槍響了，就連立憲派的中心人物張、湯也給他們曾寄予希望的這個王朝投了有力的反對票。辛亥前后，西子湖頭，那些把熱血灑在自己土地上的仁人志士，秋瑾、徐錫麟、陶成章……還有銅像巍然的章太炎，如果不是因為他們的出現，那個時代也許不會令后人不斷懷想。

湖南新政勃興之際，宋教仁只是一個湖南桃源鄉(xiāng)間的孩子，混沌未開，但自少年時代在武昌文普通學堂求學時代起，他就選擇了一條與上一輩陳三立等讀書人不同的道路。在日本的那些歲月，憲政共和的思想在他的心中扎下了根，從主持《民立報》到組織國民黨，他從論壇到政壇大顯身手，所向披靡，他是新一代的新人物，受到舉世的注目，他要把中國帶入一個灑滿陽光的共和時代，他身上有一種陽光般的因子，他是透明的政治人物，用的是陽光手段，他的憲政理想誠然不是中國古老傳統(tǒng)中固有的，他的性格放在民族的政治史上也是罕有的，你可以說他天真，不夠世故，為自己考慮得太少，對自身的生命安全毫無顧忌等。然而，這正是那個龍旗落地的時代的特征。他在民族危機深重的年代迅速成長起來，生吞活剝地大量學習西方憲政成果、制度文明知識。這是龔自珍、魏源們無法想象的，也是陳三立、康有為們在戊戌年想不到的。魏源在他的書中贊美了英、美的政制，只是對相隔遙遠的異邦政治文明的一種朦朧、模糊的向往，宋教仁腦子中的憲政藍圖卻是清晰的，民國初生，時代的浪潮終于把年輕的他推到風險莫測的浪尖上。宋教仁橫遭暗殺，憲政民主的曙光在民國的天空一閃即逝，依然是長夜難明的赤縣天。南高峰上松濤依舊，而他1913年初春在杭州的演講已成人間的絕唱。

維新夢破了，君主立憲夢破了，民主憲政夢也破了，在失敗的浩歌中，我們看到了古老文明在制度層面轉型的艱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