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教仁從來都不是畏縮不前的懦夫，但他有的不是匹夫之勇，在同盟會領導層中他是最重視建設的。初到日本，他本來想學陸軍，后來還是選擇了法政。他之“專心研究政法、經濟諸學科”，就是“為將來建設時代之需”。他深知要以新的政治制度代替舊的專制制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而當時的革命者還沒有幾個人注意到這個問題。在日本留學6年，他研究各國的政治、法律、官制、財政等，翻譯了日、英、德、美、匈牙利、奧地利等國的憲法、官制、財政制度等，他的日記有詳細的記錄。在日本留學生當中，每次討論這些問題，只有他能“本末悉舉”，大家都很服氣。在這方面他確實走在了同時代人的前面。景梅九在《罪案》中回憶，宋教仁在回國前夕說過：“但破壞容易，建設難，我看同志從事于破壞一途的太多，對于建設，很不注意，將來要組織共和國，不是玩笑的事！什么臨時約法，永久憲法，都須乘此工夫，研究一番才好！所以我很想邀集精悉法政同志們，一齊干起來，你以為如何？”宋死后，景梅九想起往事，痛心不已，挽聯(lián)中有“破壞易，建設難，勉為其難，遂死于難”句。

辛亥革命之時，章太炎在《民國報》《神州日報》發(fā)表宣言評點當世人物，認為孫中山只是“元老之才”，“至于建制內閣，仆則首推宋君教仁，堪為宰輔”，“謂總理莫宜于宋教仁……”（1911年12月1日）這不只是章氏一家之言，蔡元培在《我之歷史》序言中也如此說：“（同盟會）其抱有建設之計劃者居少數。抱此計劃而毅然以之自任者尤居少數，宋漁父先生其最著也?！边€有一句：“南京臨時政府之議起，章炳麟君以國務總理許先生，先生亦以此自許?！?/p>

眾口悠悠，幾乎都說宋教仁以總理“自許”。一時輿論對他誤會很深，以為他主張內閣制就是想自己當總理，乃是出于私心。經過數千年的君主專制高壓，中國社會彌漫著一片鄉(xiāng)愿氣息，似乎特別看重謙讓，凡事都不能出自本人的口中，惺惺作態(tài)，假意退避，流弊所及，一時難以糾正，所以當時人們對宋教仁以建國大任自許，嫉妒、諷刺遠多于贊助支持。武昌起義之后兩個半月沒能產生一個領導全國的中心機構，就與這些因素有關。他固然自信可以施展經世的長才，但他自知在年齡、聲望、資歷等方面，當時還不是擔任總理的合適人選，他心目中的理想人選是黃興。一年后，時勢變化，他才有總理自任的念頭，這一點他后來接受記者采訪時曾坦誠相告。

自辛亥革命以來，有關宋教仁想當總理的說法一直沒有斷過。在他生命最后的時光，他曾兩次公開在報紙上駁斥這樣的攻擊。一次是1913年3月12日，他在《民立報》發(fā)表《駁某當局者》，針對外間謠傳他之所以批評袁世凱政府，是因為當不成總理之故，他說：“今世人往往有可怪之心理，謂人欲為總統(tǒng)或總理或國務員，即目為有野心，咸非笑之，豈知國家既為民國，則國民自應負責任，有人欲進而為國服務，負責任，乃反以爭權利目之，視民國之職務與君主時代官爵相等，致令人人有退讓之虛文，視國事如不相關，豈非無識之甚乎？”第二次是3月15日，他在《民立報》發(fā)表《答匿名氏駁詞》：“世人誣吾運動總理，由來已久。吾雖無其事，實不欲辨（辯），且因以自勵，蓋已久矣。夫人立志為總理，豈惡事哉？而乃非笑之如是，吾實不解。國家既為共和政治，則國民人人皆應負責任。有人焉自信有能力，愿為國家負最大之責任，此國家所應歡迎者。美國小學生立志欲為總統(tǒng)，傳為佳話。各國政黨選舉總統(tǒng)或組織內閣，其黨魁之自負之運動之競爭為何如者？蓋為國服務，本非權利，共和國之職事，亦非專制國之官爵可比，人茍可以自信，則不妨當仁不讓，世之人亦只問其有此能力與否，不能謂其不宜有此志。吾人惟自愧無此能力，固不欲當此大責任。吾人之志則不諱言，實深愿將來能當此責任者也，且希望人人有此希望者也”。

宋教仁自故鄉(xiāng)湖南到武漢時，這樣的謠言已甚囂塵上，時為長江巡閱使的譚人鳳勸他：“責任內閣現(xiàn)時難望成功，勸權養(yǎng)晦，無急于覬覦總理?！毕Ｍ粝聛磔d酒同游，飽覽長江風景。他的回答是：“總理我無冀望之心，載酒游江亦誠樂事，惟責任內閣實應時勢之必要，未便變其主張也?！?/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