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3月10日，《新月》創(chuàng)刊號問世，發(fā)刊詞出自徐志摩的手筆，那時（1928、1929年之際）“新月派”的那批朋友云集上海，幾乎每星期都有一次飯局，每次兩桌，經(jīng)常參加的有胡適、徐志摩、余上沅、丁西林、葉公超、潘光旦、劉英士、羅隆基、聞一多、饒子離、張禹九、張滋闿、葉公超，這大約就是《新月》的基本陣營?！懊看沃灸σ坏剑团么蠹覛g喜不置，他從不談文學，談的都是吃、穿、頭發(fā)、玩……”，徐志摩愛神聊，上天下地聊。葉公超記得，1927年之后，徐志摩在光華大學外文系任教，他在上海暨南大學任教，見面的機會很多。有一次志摩竟和他聊了個通宵，“從輪盤賭的神秘說到人生的運命，買賣金子的虧贏：販賣鋼版皮口袋和頭發(fā)網(wǎng)子人的面貌，說到這里窗外布谷的聲音又使他想起印度種種的歌鳥，泰戈爾歡喜的花鳥，愛爾蘭人葉慈給泰戈爾的一封信，與他只有兩面因緣的曼殊斐兒，曼殊斐兒的眼睛，哈代說話的音調(diào)，每早光華道上的的鳥聲，桌上那書皮的顏色，《新月》月刊的封面……”1923年10月13日的徐志摩日記中記著他和胡適的聊天，也是無所不談，“談書、談詩、談友情、談愛、談戀、談人生、談此談彼：不覺夜之漸短”。

三

《新月》從創(chuàng)刊號到第2卷1期，由徐志摩、聞一多、饒孟侃三人編輯，從2卷1期到5期，編輯是梁實秋、潘光旦、葉公超、饒孟侃、徐志摩5個人。此后，很長一段時期《新月》曾由學政治學出身的羅隆基主編，發(fā)表了許多批評時政、倡導人權的文章，與國民黨當局面對面交鋒，大致上以這個時期為多。徐志摩和不少朋友對此都有微詞，好長時間不給《新月》寫稿，羅隆基幾次寫信向胡適抱怨。但是我們不能忘記1926年“三一八”慘案發(fā)生后，正是這位“我不知道風是在哪一個方向吹”的詩人，也曾為《晨報詩鐫》的“紀念三一八”專號寫下《梅雪爭春》：

南方新年里有一天下大雪，

我到靈峰去探春梅的消息；

殘落的梅萼瓣瓣在雪里腌，

我笑說這顏色還欠三分艷！

運命說：你趕花朝節(jié)前回京，

我替你備下真鮮艷的春景：

白的還是那冷翩翩的飛雪，

但梅花是十三齡童的熱血！

在《自剖》一文中，他直接譴責了那一場“屠殺無辜”的“空前的血案”--“這回卻不同。屠殺的事實不僅是在我住的城子里發(fā)見，我有時竟覺得是我自己的靈府里的一個慘像。殺死的不僅是青年們的生命，我自己的思想也仿佛遭著了致命的打擊，比是國務院前的斷脰殘肢，再也不能回復生動與連貫。”他說：“愛和平是我的生性。在怨毒，猜忌，殘殺的空氣中，我的神經(jīng)每每感受一種不可名狀的壓迫?！?/p>

1927年4月20日，上海街頭，“四一二”的血腥氣還未散盡，他寫下了《殘春》一詩：

昨天我瓶子里斜插著的桃花

是朵朵媚笑在美人的腮邊掛；

今兒它們?nèi)土祟^，變了相：

紅的白的尸體倒懸在青條上。

窗外的風雨報告殘春的運命，

喪鐘似的音響在黑夜里叮嚀：

“你那生命的瓶子里的鮮花也

變了樣：艷麗的尸體，誰給收斂？”

雖然，從他當天的日記，我們看不出這詩和“四一二”有任何的關系。但恰好此刻，“紅的白的尸體”、“艷麗的尸體”出現(xiàn)在這位常以“一片云”自許的詩人筆下，究竟還是值得尋味，留待后世研究徐志摩的專家去考證罷。他是一個骨子里的詩人，唯美，唯愛，但他也有憤怒的時候，當然即使憤怒也是那么美，那么詩化。1923年10月23日，他和胡適、朱經(jīng)農(nóng)，對著西去的夕陽，在西湖邊一家茶樓門外路邊擺桌子喝酒，他為金鏈似的夕暉余影，為湖光中的小船……而醉，“瘋癲似的醉了”。飯后他們再到湖心亭，他橫臥在湖邊的石板上，論世間的不平事，憤怒極了，呼喊、詛咒、頓足都發(fā)泄不夠。后來，他獨自劃船，繞湖心亭一周，聽著槳破水波聲，才勉強壓下了無名火。我更喜歡這個入世的、憤怒的徐志摩。他的筆下向來不是只有空靈、美麗、輕盈和飄逸，還有憤怒、反抗、呼喊的另一面，《嬰兒》《毒藥》等都可以為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