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華大學中國與世界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2006年初在《新財富》發(fā)表文章《印度啟示錄：三個世界與不公平下的和諧》。作者通過對印度的實地考察，得出了三點結論，其中頭兩點是：第一，在經濟發(fā)展的初期，民主制度應該緩行，過早引入西方的民主制度只會帶來不自由。第二，法制不能神化。在發(fā)展中國家，法制不可能像在發(fā)達國家那樣有效。因為一個法律制度的效率，有賴于一系列基礎性制度的建立，如廉潔的法官、行為受到約束的律師等，這些在經濟發(fā)展的初級階段是難以建立的。因此，利用法制系統(tǒng)來約束政府的做法，在經濟發(fā)展的初期恐怕是很難形成的。

這是兩條令人震驚的結論，盡管作者似乎是不經意地道出的，盡管在國內的經濟學家及獲得某家雜志正式命名的“憤青”中，這種結論其實稀松平常。

比較研究的傲慢

這一百年多來，中國是在比較中活過來的。

中國的現(xiàn)代化是一種被動反應型的，作為一個后來但希望追上先進的民族——更準確地說，是其中的知識分子，自然立刻會注意到中西之間的差異，或者說差距。因此，中西比較就始終是20世紀國人思考中國問題的一個基本知識背景。一直到80年代，比較文化研究還是一門顯學。

不過，這些敏感的知識分子進行比較時主要是自我責備，以至于自虐。焦灼的啟蒙者們悲憤地批判中國文化的“落后”，批判中國人的“國民性”，希望引領中國人脫胎換骨，完成人性的自我更換，從黃土文明轉向海洋文明。

到90年代中后期，傳統(tǒng)的比較文化研究衰落了。這似乎與中國經濟的持續(xù)增長有關。強大的經濟實力似乎讓人們找到了某種自信，有些人士因“經濟奇跡”而得出結論，中國在文化上已經不輸于外國了，甚至于中國的樣樣都很好。由此，到最近幾年，出現(xiàn)了另外一種比較研究。比較者的心態(tài)從文化上的自責，變成了經濟上的自豪甚至傲慢。

這種比較最初是針對俄羅斯及東歐國家的。90年代以來兩方面的經濟表現(xiàn)，讓不少學者總結出了一個令人興奮的“中國模式”。俄羅斯休克療法則被認為完全失敗，并遭到部分經濟學家的恥笑。不過，最近幾年，隨著俄羅斯及東歐經濟出現(xiàn)比較強勁的增長，這種比較已經相當少見了。

然而從2004年開始，“拉美化”又成為學界的一個熱門話題，學者們把中國現(xiàn)實的經濟社會問題及想象中可能出現(xiàn)的問題，統(tǒng)統(tǒng)歸之于帶有一定地域歧視色彩的“拉美化”概念之下。但Manatt & Jones全球戰(zhàn)略顧問公司中國顧問吳向宏很快就尖銳地指出，我們沒有資格輕視拉美。吳舉了一個最簡單的例子：沒有幾個中國人愿意相信，墨西哥是一個比中國富裕得多的國家，盡管墨國的人均GDP是中國的6倍！順便引用吳先生的一句話：“看看最近幾年從普通大眾到所謂知識精英的議論吧，除了歐美一流西方強國之外，誰還被我們放在眼里？”

與此同時，中印比較也成了一個焦點。

“印度之路”的神話

把中國與印度放在一起說事兒，熱衷的不僅有中國人，也有西方人。2005年8月22日出版的美國《商業(yè)周刊》封面文章里出現(xiàn)了一個全新的單詞——Chindia。這個單詞融合了China和India兩個詞，盡管其創(chuàng)造者是一位印度學者，但《商業(yè)周刊》將其傳遍全球。因此，龐中英最近在新加坡《聯(lián)合早報》發(fā)表文章說，“中印對比是西方的流行偏好”。

但“中印對比”顯然不僅僅是個西方話語，中國人自己對印度其實很有興趣。這種興趣也許較早出現(xiàn)在軟件行業(yè)。原因很簡單，中國在經濟領域樣樣都比印度好，唯獨軟件業(yè)似乎不如印度。很多中國經濟專家不明白，甚至不服氣，因而才會去找原因。

隨后，中印對比研究擴展起來。不管是國內國外，主流的意見是，中國比印度表現(xiàn)更好。人們的努力主要是尋找中國好于印度的理由。這些理由，其實幾乎不出張五常的理論模型之范圍。

張五常是較早進行中印對比的經濟專家。他的前提是：制度是以權利的界定方法劃分，目前人類知道的只有三種：其一是以人的等級界定權利（共產制度），其二是以管制法例界定權利（印度之路），其三是以資產界定權利（私產制度）。經濟改革正確路徑就是要從等級界定權利轉到資產界定權利的道路上去。但權力如何肯讓渡出自己控制的資源？一個簡單易行并且交易成本最低的方式就是贖買。因此，腐敗有助于改革，有助于市場的發(fā)育。

至于印度之路，則是最壞的，張五常多次講過這個國家海關腐敗的例子，在印度，你管手表的進口，我管某種外匯管制，他管生產手袋的審批，各有所管。有管制，就有貪污。你貪污手表，我貪污手袋。這種權利界定得很清楚。貪污權還可以自由買賣，還可以繼承，寫進遺囑里面。而這與印度的民主制度有關。因此，腐敗比印度式的民主更有效率。

今天，幾乎所有主流經濟專家的研究幾乎都是為張五常作注腳，李稻葵亦不過是其中最新的一個而已。唯一引人注目的是，他把部分經濟專家群體的政治意見直白地表露了出來。

但如果仔細查閱相關文獻，立刻就可以發(fā)現(xiàn)：凡是支持中國好于印度之結論的，一般都是專業(yè)經濟分析人士，不管他供職國內機構，還是供職于跨國投資銀行。相反，凡是廣泛地考慮經濟之外因素的學者，得出的結論則對中國顯然并不有利，甚至往往更看好印度。

誰的意見更可信？回到未來是不可能的，所以，無從驗證。但歷史可以給人啟發(fā)。美國《基督教科學箴言報》的一篇評論就提醒人們：“經濟領域中沒有任何東西是確定不變的。別忘了，20年前，日本看上去還像未來的世界頭號經濟強國呢?！?/span>

因此，面對中印經濟增長間的差異，需要審慎。沒有人能夠否認中國經濟這二十多年來比印度好得多的事實。但觀察此一問題時，似有必要警惕“決定論”的致命誘惑。現(xiàn)代社會科學總有一種解釋的渴望，而人們又愿意相信簡單的邏輯，于是，現(xiàn)代社會科學——經濟學向來以科學自命——傾向于將一種因素的重要性無限夸大，并以此替代其他同樣珍貴的價值。事實上，對于中短期的經濟增長，沒有人能夠給出可證偽的一般性解釋，否則，主流經濟學教科書就該支持計劃經濟，因為蘇聯(lián)也曾經搞出過經濟奇跡；當然，由經濟增長的表現(xiàn)不佳，也很難合乎邏輯地推導出李稻葵所說的那類一般性命題。

可以說，用經濟效率來反對法治和民主，乃是思想偷懶的產物。經濟增長、法治、民主，甚至人民樂天知命的生活方式，對于一個社會及其人民的生活來說，是同樣重要的。錢不是唯一，投票權同樣重要。無奈的是，現(xiàn)代社會科學的專業(yè)分工制造了盲點，每個行當?shù)膶＜叶际芷湟曇跋拗贫床坏狡渌麅r值的重要性。在這個物質主義時代，經濟效率的重要性壓倒其他價值。此時，明智顯得極為重要，而明智，先賢已經說過，就是知道自己的無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