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我是喜歡歷史和美術的少年，享受著激烈戰(zhàn)爭之前的短暫自由。在學生中流行徹夜行軍的事兒，經(jīng)常以奈良和橿原為目標長距離行走。而我更喜歡誰也不必顧慮、想看什么就看什么的獨行。

    去法隆寺大都是我一個人。那時周圍的房屋沒有現(xiàn)在這么多，通過悠閑的鄉(xiāng)間小路，就能突然望見高塔。我很喜歡那樣的環(huán)境。

    我喜歡法隆寺，是因為寺內沒有沉香的氣氛，還能嗅到“書香”(書籍的氣味)的緣故。

    這個寺的別名叫法隆學問寺，那里有各種宗教團體，原本是進行研究的地方。據(jù)說，現(xiàn)存世界最古老的印刷品是法隆寺保存的《百萬塔陀羅尼》。平定了“惠美押勝之亂”后，稱德天皇許下了愿，制作了塔高為4寸5分(約14公分)，塔底直徑為3寸5分(約11公分)的100萬座三重塔，按其命令在塔身中裝入印在紙上的《無垢凈光大陀羅尼經(jīng)》咒文，于寶龜元年(770)完成。100萬座微型三重塔，是用制陶旋盤做成的木制品，塔尖的部分是插上去的，下部放進陀羅尼的印刷本。四種類型的陀羅尼經(jīng)分別印刷了25萬張。

    這100萬座小塔各分為10萬座，分別安放在大安、元興、興福、藥師、東大、西大、法隆、弘福、四天王、崇福10大寺院，可現(xiàn)存的原物只剩下法隆寺保存的4萬余座，這就是世界最古老印刷品的命運。實際上1966年在韓國慶州的佛國寺發(fā)現(xiàn)了印刷的《陀羅尼經(jīng)》，雖沒有標明年代，但據(jù)說可能比日本的百萬塔更為古老。因為它使用了武則天創(chuàng)造的則天文字。但由于“圀”這個則天文字后來一直使用，所以只憑這一點還不能確定它所屬的時代。

    日本的10大寺院，曾各收藏過10萬座裝有咒文的三重塔，現(xiàn)在只有法隆寺僅存4萬余座，具有象征性的意義。免于戰(zhàn)亂和天災就充分表明了保護小塔和咒文的強烈意識。

    圣德太子被視為救世觀音或如意輪觀音的化身。據(jù)相傳，安置在夢殿的救世觀音像是按圣德太子的樣子作的，到1884年佛諾羅薩美國東洋美術史學家。打開夢殿的門扉為止，救世觀音像一直被視為秘佛。當然救世觀音像與太子身高相等，同金堂的釋迦三尊像一樣屬于北魏式。

    如果用中國的朝代來說明，圣德太子生活的時代相當于隋朝至唐朝初期。但當時法隆寺的氣氛或者文物，無論怎樣看都是北魏式的，這么說更易于理解。

    北魏屬于鮮卑拓跋部在中國北方建立的王朝。北魏孝文帝將國都從平城遷到洛陽，為推行漢化政策，還禁止使用自己的語言和服裝。這種政策是文明開化的，禁止胡語和胡服，大概也應視為當時的國際化。日本圣德太子沒有實行這種極端的政策，而以佛教為中心熱心地推行文明政策。例如當時從百濟等地有大量移民渡海來到日本，呈現(xiàn)多民族的國家形式?？赡転榱嘶\絡民心，寄期望于佛教超越民族的理念。北魏遷都洛陽是494年，早于圣德太子時代約一百年。據(jù)《上宮圣德法王帝說》記載，太子出生于574年。

    當觀賞法隆寺傳世的《玉蟲廚子》時，我反射性地想起敦煌的魏窟(例如第254窟)?！队裣x廚子》與畫在佛龕上的《舍身飼虎圖》屬于相同題材的畫。法隆寺的《玉蟲廚子》中的虎，要比敦煌壁畫上的更為出色。這是釋迦牟尼前世的摩訶薩青王子為太子時，以躍身投向餓虎的故事為主題的壁畫。敦煌壁畫中的虎似乎饑餓至極，被畫成像蜥蜴一樣細長的樣子。在中國那一地區(qū)有虎，而日本人應該連虎都沒見過才對，卻把虎畫得那么像。

    釋迦前世的故事“本生譚”，在當時一定不斷地被人們口傳，這在佛教界應該是共同的話題。如將這片廣闊的區(qū)域稱為亞洲，這就是東方與西方在精神上有共同點的證據(jù)之一。

    以法隆寺的釋迦三尊為代表，飛鳥時代的各種佛像屬于北魏式，夢殿的救世觀音也是如此。從形式來看屬于北魏風格，這是因為北魏的統(tǒng)治者將敦煌的工匠帶到了大同，相同的宗教環(huán)境也擴展到這個地區(qū)，可以認為其中也包括法隆寺，然而令人感覺還不止這些。

    倭國五王與南朝的交往早在一百年以前就有，這應該對圣德太子時代有某種程度的影響。特別是在九州，有很多東西沒有留下記錄。例如傳說中的“伏見之翁”這個神秘人物，好像一點也不會說日語且來歷不明。從他身上我仿佛看到來自外國漂流民的身影。

    法隆寺不可思議之一是擁有百濟觀音像。其他初期的各種佛像都屬于北魏式的，而這個百濟觀音像卻是南朝系統(tǒng)所制佛像，為何這座佛像保留在法隆寺呢？據(jù)說沒有任何記載。

    法隆寺的文物從飛鳥時代起，涉及到白鳳、天平、平安、鐮倉以后的江戶時代。主要文物從正倉院文物的前一個時代，就相繼保存下來。在集中保存這點上，使人聯(lián)想到敦煌也是如此。

    我第一次去敦煌是1975年。關于敦煌的文物，被稱為權威的是常書鴻先生，那期間他不在敦煌，我沒能見到他。但當我們返程路過蘭州時，常先生到省博物館來迎接我們。

    我絕不會忘記那時他的第一句話：“法隆寺怎么樣了？”

    他這么說道。好像凡是從事文物工作的人都掛念法隆寺。常先生的第一句話是對法隆寺的惦念，這使我深受感動。后來我們的話題涉及到章懷太子墓和永泰公主墓的壁畫，以及法隆寺因火災(1949年)損失壁畫等有關問題。的確，如只限于壁畫，法隆寺與初唐的樣式似乎有著某種密切的關系。

    這類文物不論式樣如何，都可以向世界人們傳達一種“美”感。在大英博物館，我看到各國文物像賓客一樣受到保護時深受感動，并吟出“秘文名畫乃萬邦賓客”的詩句，作為我那時的隨筆集書名。

    法隆寺已超越日本國界，變成世界的文物。我衷心祝愿世界之寶法隆寺，能夠珍惜地傳給世界人民及子子孫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