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這般鬧盈盈、熱烘烘的局面，真像是季節(jié)中的春天。樹木也罷，花草也罷，都想從干枝上迸出葉芽，開出花朵來。每個青年對將來都產(chǎn)生了誘人的幻想，有他自己的美麗輝煌遠景。真如宋人詩句：‘細草欣欣賀嫩晴’，沒有一個人自甘于冷冷清清地活下去，都踴躍地，真誠地，要貢獻出自己的一切來?！贝◢u：《“五四”雜憶》，《文藝報》1959年第8期（1959年4月）。

北大的“民間社會”如此發(fā)達，也帶來了“民間報刊”的空前繁榮。當時“除了《北京大學日刊》每天出版外，還有在宿舍的影壁上、墻上，隨時出現(xiàn)的海報、布告等，有人發(fā)出什么號召，就有人響應；說開會，就有人去。開會的地點，大些的會，在飯廳開的時候多，要說話的，站在板凳上就說起來。甚至在廁所里開辟‘廁刊’，互相辯難?！睏罨蓿骸段逅倪\動與北京大學》，《光輝的五四》，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59年4月版。

誠如陳獨秀所云：“新文化運動是人的運動?！比说倪\動，也就是人的發(fā)現(xiàn)、人的覺悟、人的解放運動?！昂髞碡熑?，端在青年”。隨著新文化的深入，北大學生也在重新組合。最典型的莫過于傅斯年（孟真），他本是黃侃的高足，“中國文學系”的學生，并學著老師的模樣穿大袍褂，拿大葵扇，原是守舊的，但他的中國文學很有根柢，學生稱他為“孔子以后的第一人”，可見他在學生中的威望。他曾率領(lǐng)同學轟走一個不稱職的老師。胡適一上講堂，“居然大膽的想絞斷中國的哲學史”，“這一班學生都說這是思想造反”。于是請“無冕之王”傅斯年來鑒定一下，要不要把這個張口“胡說”的年輕教授也照例轟走。他耐心聽了幾天以后，告訴同學們說：“這個人書雖讀得不多，但他走的這一條路還是對的，你們不能鬧?！本蛻{這一席話，傅斯年就由“黃門侍郎”變成了“胡門御史”，從此與胡適成莫逆之交。羅家倫說：“那時我們常去（胡家），先則客客氣氣的請教受益，后來竟成為討論爭辯肆言無忌的地方。適之先生甚驚異孟真中國學問之專與精，和他一接受以科學方法整理舊學以后的創(chuàng)獲之多與深。適之先生常是很謙虛地說，他初進北大做教授的時候，常常提心吊膽，加倍用心，因為他發(fā)現(xiàn)許多學生的學問比他強?！绷_家倫：《元氣淋漓的傅孟真》，《諤諤之士：名人筆下的傅斯年、傅斯年筆下的名人》，上海：東方出版中心1999年版。然而傅斯年對胡適，終身執(zhí)弟子禮，終身維護胡適，以至胡適晚年還說：“我這個二十幾歲的留學生，在北京大學教書，面對著一班思想成熟的學生，沒有引起風波；過了十幾年以后才曉得是孟真暗地里做了我的保護人?！焙m：《傅孟真先生的思想》，《胡適言論集》（甲編），臺灣：華國出版社1953年版。

《新青年》提出的爭辯的所有問題都吸引著學生們，他們也在爭辯著。傅斯年與顧頡剛共居一室，俞平伯、汪敬熙和羅家倫，“都是他房間里的不速之客，天天要去，去了就爭辯?！边@批學生還把漢花園北大十院的國文教員休息室叫“群言堂”（取群居終日言不及義語），把圖書館主任室（即李大釗辦公室）叫“飽無堂”（取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語），這兩個地方，每到下午三點以后，常常是師徒滿座，聚議問難。相對而言，前者多南方人，后者多北方人。群居終日言不及義，是顧亭武批評南方人的；飽食終日無所用心，是他批評北方人的。羅家倫追憶：“這兩個房子里面，當時確是充滿學術(shù)自由的空氣。大家都是持一種處士橫議的態(tài)度。談天的時候，也沒有時間的觀念。有時候從飽無堂出來，走到群言堂，或者從群言堂出來走到飽無堂，總以討論盡興為止。飽無堂還有一種好處，因為李大釗是圖書館主任，所以每逢圖書館的新書到時，他們可以首先看到，而這些新書遂成為討論之資料。當時的文學革命可以說是從這兩個地方討論出來的，對于舊社會制度和舊思想的抨擊也產(chǎn)生于這兩個地方。這兩個地方的人物，雖然以教授為主體，但是也有許多學生時常光臨，至于天天在那里的，恐怕只有我和傅孟真(斯年)兩個人，因為我們的新潮社和飽無堂只隔著兩個房間。”羅家倫：《蔡元培時代的北京大學與五四運動》，臺灣：《傳記文學》第54卷第5期。《新潮》雜志書影

陳獨秀曾一度對傅斯年背叛師門的行為有所懷疑，擔心他是黃侃們派來潛伏臥底的。待讀到他的文章，確信他就是自己期待那種“新鮮活潑”的青年，該是何等高興。陳獨秀與蔡元培、胡適一樣熱切期待青年尤其是北大學子們“把你自己這塊材料鑄造成器”，從而“有益于社會”。當他知道傅斯年們要創(chuàng)辦《新潮》時，就慨然應諾：“只要你們有創(chuàng)辦的決心和長久支持的志愿，經(jīng)濟方面可以由學校負擔?！庇谑恰靶鲁鄙纭碧?918年12月3日宣告成立。如羅家倫所言，編輯部就設在圖書館“飽無堂”的旁邊。

《新潮》月刊創(chuàng)刊于1919年1月出版，新潮的英文是文化復興的意思，這是顧問胡適意志的反映。雜志宗旨：（一）批判的精神，（二）科學的主義，（三）革新的文詞。傅斯年、羅家倫負責編輯，經(jīng)理人有康白情、徐彥之，楊振聲為編輯部書記，社員不過二十多人，其中有顧頡剛、汪敬熙、俞平伯、江紹原、葉紹釣等，教師王星拱、周作人，及《晨報》的孫伏園也參與其中。《新青年》儼然《新潮》的精神導師，傅斯年、羅家倫等天天與《新青年》主持者相接觸，與聰明遠過于學問，好作驚人之語的陳獨秀、對學問下過苦功仍小心翼翼的胡適、新知識很少卻滿口說新東西的錢玄同、文章大好人也大好的李大釗……彼此交流思想和主張。然《新潮》有“勇猛的精神”，在青年學生中的影響，甚或超過《新青年》，可謂“青出于藍而勝于藍”?！缎鲁薄穭?chuàng)刊號就“大大的風行，初版只印一千份，不到十天要再版了，再版印了三千份，不一到個月又是三千份?！绷_家倫說：“以一部學生所做的雜志，陡然有這樣大的銷數(shù)，是出乎大家意料之外的，最初大家辦這個雜志的時候，還抱著好玩的心理，等到社會看重了，銷數(shù)一多，大家一方面有一種高興的心理，一方面有一種害怕的心理，因為害怕，所以研究的空氣愈加緊張?！绷_家倫：《蔡元培時代的北京大學與五四運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