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帝國的現(xiàn)狀，讓這批熱血沸騰的青年心急如焚。“凡屬炎黃種子，急宜奮起圖存，誓驅(qū)韃虜出關(guān)，否則瓜分之日立至。”黃興等人當即于華興會之下，再另設同仇會，聯(lián)絡在湖南享有盛名的哥老會，組織武裝暴動。然而，事機不密，暴動尚在籌劃當中，即血流成河，黃興等人倉皇出逃，再次遠渡東洋。

    短命的華興會沒有給人們留下政治綱領(lǐng)方面的文件，但依其行事方式判斷，這個于匆忙之間成立又于匆忙之間敗散的組織，與這一時期出現(xiàn)的其他各個小團體一樣，沒有掙脫狹隘民族主義的桎梏，并認定，只要使用暴力，一切問題就能迎刃而解。

    與華興會相比，同年在上海成立的光復會，民族主義色彩更為濃厚。這個以浙江籍人士為主的組織，似乎只有一個目的，那就是對二百余年以來滿洲人在江南地區(qū)的各種惡行，進行報復。他們宣稱，要與我同胞共復舊業(yè)，誓掃妖氛，重新建國，以報往日之深仇。也是光復會成員的魯迅認為，他的故鄉(xiāng)雖非藏污納垢之地，卻是報仇雪恥之鄉(xiāng)。這個以“光復漢族，還我河山”為政治口號的小團體中的多位重要成員皆有嚴重的帝王思想，他們理解的革命就是單純的造反，以漢人皇帝取代滿族皇帝。將這樣的組織冠以現(xiàn)代革命的名號，確實有些牽強。

    在暗殺團基礎上成立的光復會，雖然也和其他的小團體一樣，以武裝暴動作為他們革命的手段，并且廣為聯(lián)絡江南的幫會組織，籌劃起義，但他們更熱衷于以帶有恐怖主義性質(zhì)的暗殺手段，去對付滿族權(quán)貴。會中領(lǐng)袖人物陶成章效唐朝駱賓王討武則天之例，先后兩次北上京城，要“手刃慈禧”。他還異想天開，密謀在北京開設妓院，“以美人計誘滿清貴族，席間下毒，以為一網(wǎng)打盡之計”。巾幗不讓須眉的尹銳志、尹維俊姊妹意圖炸死清廷要員，攜帶炸彈潛伏京城竟達一年之久。雖然也有徐錫麟在安慶剌殺恩銘這樣可歌可泣的壯舉，但帶有恐怖主義性質(zhì)的行為，終究反映的是一個團體及其成員的陰暗和自卑心理。

    如此革命宗旨和革命手段，與日后成立的同盟會，自然難為融洽。雖然也有部分成員以個人名義加入同盟會，但大多光復會成員則游離于同盟會之外，其中多位重要成員與聲譽日隆的孫文關(guān)系緊張，彼此之間，常有攻訐。李燮和指責孫文，常以“詐術(shù)待人”，他聯(lián)絡南洋各埠的江浙籍華僑，“羅列孫文罪狀十二條，善后辦法七條”，送至東京同盟會總部面交黃興，提議撤銷孫文之總理職務。陶成章在東南亞爪哇、新加坡一帶立報館，辦雜志，發(fā)展會員，與同盟會爭搶地盤、爭奪僑民。并因籌款問題與孫文發(fā)生沖突，遂發(fā)布傳單，列舉孫文罪狀三種十四項。徐錫麟則態(tài)度堅決地拒絕加入同盟會，其原因竟然是“甚鄙逸先為人”。

    陶成章于革命成功以后不到一月，被來自革命陣營的子彈擊中殞命。這位終生醉心于暗殺的光復會首腦，最終被自己人暗殺，足見中國近代的革命，始終沒有擺脫幫會的困擾，從而具有濃重的鬧劇成分。

    1905年夏天，孫文再抵橫濱，經(jīng)日本友人介紹，與黃興首次會面。在神樂阪鳳樂園的酒宴上，孫文建議把革命小團體聯(lián)合起來，得到黃興贊同。7月底，一個協(xié)力從事反清革命的中國政治組織，在日本東京赤坂區(qū)的黑龍會會所成立。在討論這個新成立的聯(lián)合團體的名稱時，有人提議將其命名為“對滿同志會”，天才革命家孫文指出，革命的目標不專在排滿，還要反對君主專制，創(chuàng)建共和，因此叫“中國同盟會”為好。會議接受了孫文的建議，以“驅(qū)除韃虜，恢復中華，創(chuàng)立民國，平均地權(quán)”作為同盟會的宗旨。

    同盟會當選總理孫文現(xiàn)場起草了盟書，被選為執(zhí)行部庶務的黃興提議：“請你宣誓！”于是，與會者紛紛在盟書上簽署自己的名字。然后，他們進入另一個小房間，由孫文領(lǐng)導各人同舉右手向天宣誓，再授以各種暗號和秘密口號。宣誓畢，各同盟會員的盟書被置入一個特制的鐵皮箱，加鎖封存。正要離開時，不知是誰碰倒了室內(nèi)一快木板，發(fā)出裂帛一般的聲音，孫文當即預言：“此乃顛覆滿清之預兆！”

    流亡海外多年的康有為把?；逝傻拇蟊緺I也設在了日本。梁啟超主筆的《新民叢報》正在極力宣傳他們所追求的君主立憲制，而與孫文們一向主張推翻皇權(quán)的革命理想背道而馳。同盟會遂將原華興會機關(guān)刊物《二十世紀之支那》，改名《民報》，作為同盟會的喉舌。理論家孫文在發(fā)刊詞中提出了以“民族、民權(quán)、民生”為內(nèi)容的三民主義，挑起了一場與君主立憲派的激烈論戰(zhàn)。二十世紀初年，中國最為著名的兩大社會變革派別，錯把他鄉(xiāng)當故鄉(xiāng)，在遙遠的日本國，大唱對臺戲。

    此后，財政專家孫文又開始了充滿艱辛的籌款工作。從立志鬧革命的那天起，此項工作一直在困難重重中進行，但堅韌的革命家并沒有因此而喪失信心。在一封寫給倫敦金融家的籌款信中，我們依然看到了這位理想主義者的萬丈豪情：

    大清國目前革命運動的形勢就好比是一座全部由干柴組成的森林。僅僅需要一點火花就能讓這座森林燃起沖天的大火。而這火花就是我所需要的50萬英鎊。

    崇尚暴力的黃興則集中全力，組織一次又一次以推翻滿清政權(quán)為目的的暴動。1905年同盟會成立以后，武昌起義爆發(fā)以前，在大清帝國的南部地區(qū)，先后有8次規(guī)模不等的起義發(fā)動，然而，飛蛾撲火般的壯舉，全以失敗而告終，英勇犧牲者幾無可數(shù)。

    令人感到欣喜的是，經(jīng)過艱苦努力的工作，大清帝國新式軍隊中，已經(jīng)有越來越多的革命黨人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