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890年代開始，一種既不同于康有為的維新變法、也與太平天國等舊式農(nóng)民起義相區(qū)別的新型社會改造運動悄然興起。它以顛覆現(xiàn)有政權(quán)為主要目的，參與其中的、置身事外的、還有后世習史的人們，通通以一個外來的詞匯——革命來稱呼它。雖有學問家們不辭辛苦，通過艱苦的搜索，從中國早期的文獻典籍中找到了革命一詞，但賦予這個此后風行中國百余年的詞匯以社會改造新含義的，確實是日本人。而日本國也成為早期中國革命運動的重要根據(jù)地。

革命運動的基本力量，為華僑、會黨、留學生。生活在東南亞、日本、美國等地的華僑為這場眼下還看不到任何前途的革命運動出錢出物，而被稱為“革命之母”。會黨則是早期革命運動常見的組織形式，此前就已存在的多個會黨組織也得以在革命運動中大顯身手，會黨成員也一直是革命的主要力量，因此，這場革命自始至終都帶有濃郁的幫會色彩。而革命運動的靈魂毫無疑義是大批留學海外的青年學生。

最早致力于這場新型社會改造運動的，應該是一個名叫興中會的小組織，其中，最有影響的人物當屬后來成為中華民國國父的廣東人孫文。

這位擁有醫(yī)學博士頭銜的天才革命家，還在很年輕的時候，似乎就不打算在治病救人的事業(yè)上了此一生。從1894年開始，他不斷地拜訪大清帝國的政要。最初他拜訪當朝重臣李鴻章，熱切地希望這些帝國的權(quán)貴們能接受他的變革方案，從而獲得幫助以實現(xiàn)他的政治理想。而后又因一幅妙對“持三字帖,見一品官,儒生妄敢稱兄弟；行千里路,讀萬卷書,布衣也可傲王侯”得以與張之洞相見。在遭到預料之中的拒絕之后，具有革命家浪漫情懷的孫文，決定另辟蹊徑。1894年年底，他來到了廣東人聚居的美國屬地檀香山，這是他早年留學的地方。經(jīng)人介紹，他加入了剛剛成立的興中會——洪門幫會組織“致公堂”的多個下屬組織之一。并沒有充分的資料證明孫文曾在檀香山興中會擔任過領(lǐng)導職務，也沒有發(fā)現(xiàn)他在這個幫會組織中有什么至關(guān)重要的影響力。但在第二年年初成立的香港興中會內(nèi)，孫文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成員。

此時，大清帝國新敗于日本，民窮國破。孫文以及他的同道遂決定以暴力形式推翻大清政權(quán)，但他們倉促籌劃的廣州起義，很快就因計劃外泄而胎死腹中，孫文的兒時好友陸?zhàn)〇|以及其他一些興中會重要成員于被捕后慘遭殺害，孫文于慌不擇路的逃亡中，稀里糊涂地來到了日本。其時，大批報國心切的中國留學生云集日本，日本政府對中國青年的革命沖動，也表現(xiàn)出足夠的開明。孫文于是發(fā)現(xiàn)了新的革命土壤，興中會得以在日本重建并擴充。不過，他所組織的下一次武裝暴動，則遲至1900年10月才發(fā)生。義和團運動和八國聯(lián)軍入侵讓北京焦頭爛額，興中會趁此機會在廣東惠州發(fā)動反清起義，與廣州起義不同的是，這一次失敗的原因是外援不濟。

這種無異于以卵擊石的武裝暴動，此后還屢屢上演，暴動的組織者不僅僅限于興中會，多個所謂的革命團體也于其間扮演重要角色，越來越多的秘密幫會組織也被動員到這些暴動中來。到了后來，大清政府新式的陸海軍部隊中，也有不少被發(fā)展為革命者，成為將來革命行動的生力軍。這些規(guī)模不大的暴動，所產(chǎn)生的震撼，似乎更多 地表現(xiàn)在精神層面，每一次攻城掠地最后都歸于失敗，但革命的聲勢，卻讓大清政府惶惶不可終日，以至于聽到一兩聲槍響，膽小的官員即魂飛天外，往往還沒見到革命者的身影，他們就無影無蹤了。

革命活動的經(jīng)費，除了組織成員繳納的會費和捐款，皆為募集。孫文將他的興中會辦成了一個革命股份公司。早期興中會的會員，入會時每人交底銀5元，另有義捐，以助經(jīng)費。興中會還“特設(shè)銀會以集巨資，用濟公家之急，兼為股友生財捷徑”，所發(fā)行的“革命股票”——銀會股票——每股收銀10元，承諾革命成功后，每股可收回本利百元。孫文在他親自起草的興中會宣言中號召人們：

此于公私皆有裨益，各有咸具愛國之誠，當踴躍從事，比之捐頂子買瓴枝，有去無還，洵隔天壤。且十可報百，萬可圖億，利莫大焉，機不可失也。

在很長的時間里，孫文都不能兌現(xiàn)他的諾言，故而經(jīng)常被人追債于街頭，頗多狼狽。但他不為所動，所做的承諾也越來越多，越來越大。他在和各國軍火商討價還價時，經(jīng)常告訴對方，這是在和未來的政府做生意，將來的政府會給予他們更廣闊的利益空間。他出色的口才產(chǎn)生了良好的鼓動效果，特別是新世紀到來以后，革命有了源源不斷的金錢支持。但籌資時所作出的承諾似乎一直不能令人滿意地兌現(xiàn)，孫文遂有了“孫大炮”之美名。當然，因為有了革命這樣良好的目的，“孫大炮”很容易取得了人們的原諒：

從現(xiàn)時的觀點來回顧過去的歷史，人們會認為，孫博士對債權(quán)人的某些許諾似乎是魯莽大膽的，甚至是喪失原則的。對于提供特權(quán)、地位和租界一事，也許孫中山毫無內(nèi)疚不安之感。因為，他的注意力集中于一個偉大的目標：推翻可惡的清王朝，建立一個有利于中華民族的進步政權(quán)。（注：美 韋慕庭語）

1903年春，去日本留學還不到一年的黃興返回故鄉(xiāng)湖南。已經(jīng)30歲的黃興，顯然受家鄉(xiāng)崇武尚斗之風氣影響太深，在日本雖然修學師范專業(yè)，卻特別注重兵操騎射和學習軍事知識，每日晨起必赴神樂坂武術(shù)會練習射擊。這年年底，黃興在他的生日宴會上，與同為日本留學歸國的陳天華、宋教仁、張繼等人，在酒酣耳熱之際，商議成立一個反抗現(xiàn)存政權(quán)的組織。次年2月25日，華興會在長沙明德學堂成立，百余人參加了這個壽命不是很長的革命組織，黃興毫無爭議地被公推為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