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許是今天的談判過分順利了，由毛澤東親自起草，以林、羅的名義給傅作義的那份措詞強硬的最后通牒，究竟交不交鄧寶珊轉(zhuǎn)給傅作義，林彪和羅榮桓、聶榮臻產(chǎn)生了猶豫。最后，還是由聶榮臻將通牒交給了鄧寶珊。關(guān)于隨鄧寶珊進城的代表，決定由蘇靜擔(dān)任。
　　
　　也就是在一月十六日這一天，傅作義真是度日似年，如坐針氈。他一方面坐等不到鄧寶珊出城談判的消息，不知天津解放之后中共有何變化？另一方面蔣介石向他發(fā)來急電；天津既已失守，塘沽無再守之必要，命令他放走被困塘沽的國民黨軍隊。這時，他對塘沽的指揮早已失靈，又恐中共認為是他下的命令，致使塘沽守敵于當(dāng)日乘船南逃；使他更為惶恐不安的是，他終于全文看到了毛澤東于兩天前發(fā)表的《關(guān)于時局的聲明》，尤其當(dāng)他認真研讀了毛澤東提出的和平談判的八個條件以后，真是感慨良多！時下天津業(yè)已丟失，他認為自己這位華北“剿總”總司令就剩下一條生路，那就是唯有坐困北平這座孤城，老實地聽候中共方面的意向了！他好不容易才捱到天黑。
　　
　　何思源突然叩門造訪，一見面就著急地說；“北平現(xiàn)在處于絕對孤立的地步，連國民黨的軍隊都不愿打仗了！時下，和平解放北平已經(jīng)成了人心所向，大勢所趨。據(jù)我所知，北平人民無是城內(nèi)還是城外，都已經(jīng)團結(jié)起來。你若再作毫無出路的抵抗那是很危險的！”
　　
　　傅作義何嘗不知自己的處境呢！他告訴何思源：今天已經(jīng)與北平市參議會議長許惠東商妥，“決定召集華北七省市參議會，討論北平問題，定于明天中午聚餐商議”。接著，他又對何思源說：“何先生可以市民的名義，由許議長陪同先訪問各軍長、兵團司令，如石覺、李文、黃翔等，以及青年軍二零五師、裝甲兵團、憲兵團等，征詢他們的意見；總部副總司令郭宗汾、軍長安春山、參謀長等，我另派人通知。請許議長負責(zé)通知北平、天津、河北、察哈爾、綏遠、山西、熱河等七省市參議會議長或代表和北平市劉謠章市長出席，商妥辦法后，推派代表出城向解放軍前線指揮部正式表示。”
　　
　　何思源聽后甚是興奮，在他看來，傅作義終于下定決心走和平解放北平的道路了！為此，他于十七日一清早就驅(qū)車遍訪各軍長、兵團司令，“向他們詳細說明情況，要求他們顧念北平二百萬人民的痛苦，幾千年的文化古跡；并說明，我們都是中國人，大家應(yīng)該和平共處，以求國家的興盛。”他雖然得到了贊同的回應(yīng)，但也在這些蔣介石的嫡系將領(lǐng)面前暴露了他的政治面貌。同時，伺機動手的葉翔之和段云鵬也掌握了他的行蹤。
　　
　　十七日中午，華北七省市參議會代表和北平市各界人士，在新華門對面舊參議會集會。傅作義商請的人多數(shù)蒞會，共五桌，約五十人。自然，還有許多記者與會。與會者相繼發(fā)言，一致要求和平解決。最后推選何思源、呂復(fù)、康同璧等十一人為和平代表，并決議以大會名義通電南京與中共兩方。當(dāng)時，何思源雖然認出了與會者中有不少軍統(tǒng)、中統(tǒng)特務(wù)，但他還是慷慨陳詞，怒斥蔣介石和李宗仁。最后，他還提了如下三條建議；“一、要求將北平改為北京。北京人最討厭叫北平而不稱北京，這個要求是最符民心的；二、要求在北京設(shè)立中央政府；三、北京人民喜歡中央政府有統(tǒng)一的會議。要求按中共毛主席的八條進行改革?！?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