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論者說，曾在打敗洪秀全后如一鼓作氣再奪天下，其一生恐怕也將困于戰(zhàn)事不可能再于洋務上有所成就；但是，曾的事功，包括推介西學洋務的成就主要集中在戰(zhàn)時，戰(zhàn)后他反而處處受制，什么事也沒有干成。而當時最了解西方的悲劇人物容閎曾在回憶錄里對他寄予了大希望：“曾文正者，于余有知己之感，而其識量能力，足以謀中國進化者也?！币虼?，我們大概可以說，謀中國進化，對曾來說，是不為也，非不能也。他謙抑太過，過猶不及，他成全的只是他自己。
　　
　　政治方面的作為已經(jīng)不可假設。更重要的是，他這種謙退自律，使得他只是做了儒家的好學生，而沒能突破傳統(tǒng)文化的藩籬。也許是他的知識太舊了，即使他看了徐繼畬、林則徐們拿來主義的工作，但他依然不愿思考一個中國人在世界中的位置和作為。他不是一個有思辨能力和原創(chuàng)能力的人，他的思考停止在跟列強平等交往以及以誠待人的基點上，再也沒有前進半步。他的起點和終點都在于是否“弘道”，或“遵禮”。章太炎謂曾國藩之起兵“平洪楊”并非“贊清”，而是為了扶持“名教”。在曾國藩看來，一切治國活動，上至天文、地理、軍政、官制，下至河工、鹽漕、賦稅、國用以及“平洪楊”這類軍事活動和“曲全鄰好”的華洋交涉活動，均屬“禮”，即道德實踐活動的范圍。
　　
　　比較日本同時代的社會精英，如福澤諭吉們，致力于掉轉船頭，啟蒙同胞，“脫亞入歐”，曾國藩們本是我國數(shù)千年未有之奇變中做啟蒙的最佳人選。但曾卻寧愿沉默以保守某種清白，在鐵屋里享用圣王之威福，也不愿告訴國人真相，甚至不曾如老、孔、莊、韓那樣思救周文之弊。而這種啟蒙工作最終要人來做，曾不做，他的幕僚和朋友如郭嵩燾、馮桂芬、容閎們做得不如意，直到又一個世紀開始，到孫中山政治革命之后，陳獨秀、胡適、魯迅們才差強人意地從文化啟蒙的角度完成了對現(xiàn)代轉型的某種注解。這是歷史的悲劇，當然也是一種衰敗文化的宿命。
　　
　　曾的面孔永遠是模糊的，連他的朋友、親人都難以猜透。這正是儒家文化到了極致處的表現(xiàn)，所謂高深莫測謂之神圣，他們永遠不以最真實最本來的一面示人，永遠需要人來猜測他們的情感、意志和認知。據(jù)說曾的子弟兵們有擁戴之意，他卻寫下一句“倚天照海花無數(shù)，高山流水心自知”來回應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