薩義德知道自己將因白血病而死去。但是,他在與疾病作斗爭的同時,認為去世前仍要認真從事重要工作,不能停下有關巴勒斯坦問題的言論活動,這就是藝術家,將這一切記述下來,則是自己的晚期風格②。他就是在這樣一種狀態(tài)中死去的。
于是,我回想起自己年輕的時候,在經(jīng)歷各種苦難的過程中,好像也曾有過與此相似的想法。光患有先天性殘疾,對于一個嬰兒來說,他面臨著巨大的困難。然而,他卻從那種狀態(tài)中一點一點的恢復著。目前,他仍然患有以癲癇為主的嚴重病患,雖然他的智力發(fā)育依然遲緩,卻認真學習了音樂,從事著作曲的工作。在光出生的時候,用我現(xiàn)在的話來說,就是“他的困難便是人類的問題,只要他還生活著,就一定會面向設法解決的方向努力”……我認為,當時思考與薩義德相同方向的問題……是正確的。
進一步面向社會擴展開來,作為政治問題來說,我一直在考慮這樣一個問題:日本人有一個共同的想法,那就是由于擁有核武器的美軍基地的存在,日本的安全得到了保障。而我,則想要改變這個共同的想法。不過,我在有生之年已經(jīng)不可能實現(xiàn)這個目標了。依存于沖繩美軍基地的日本,還有中國、韓國、北朝鮮、美國,還有更為廣闊的世界,但是,由于這是人類的問題,我希望隨著時間的推移,最終可以獲得解決,如同陪伴薩義德走完人生的那個希望一樣。
——作為社會的弱者,不,作為我們所有人來說,何為最困難的狀況?即使在這個問題上,您與薩義德氏的看法也有驚人的一致。
是啊,一如你所說的那樣。那是逃亡者的課題。薩義德這樣說道:自己的國家、自己這些人的土地被掠奪,家庭財產(chǎn)也好國籍也罷全都被剝奪,只能屈辱地生活下去。包括這些人的食物和住房問題在內(nèi),存在著各種各樣的問題,但是最為痛苦的,是原先已經(jīng)獲得社會地位的人,這一切卻被完全搗毀,就社會性而言,淪為一無所有的悲慘狀態(tài)。而在我來說,日本社會對于智障者的態(tài)度正在逐漸改善。盡管如此,當我與光一同行走在街上時,也曾感到遭受了侮辱,光本人也經(jīng)常感覺到這種侮辱。比如去唱片店挑選CD或在餐館用餐,他會突然顯現(xiàn)出非常非常不高興的表情。當他覺察到自己受到輕蔑或者忽視時,他首先就會感到不愉快。
相反,光的心情最為爽朗之時,是他自己作了曲,這首曲子被灌制成CD,并為其舉辦了音樂會,得到了客人實實在在的掌聲,被要求“再來一遍”并應客人要求上臺致謝,然后說上幾句客套話的時候。這可是他被視為“創(chuàng)作了這些美妙音樂的人”而得到如此承認的瞬間。他因為覺察到自己被社會認知為一個人而快活。這是光本人完成的,也是我們的家庭為光面向那里而一直充作后盾的結果,對于我和妻子來說,這也是一個最為幸福的瞬間。
——薩義德氏在音樂評論領域也作出過卓越的貢獻,晚年曾與指揮家丹尼爾·巴倫博依姆①共同從事過音樂教育活動,而他本人也彈奏鋼琴,這與他對光的理解是有內(nèi)在聯(lián)系的吧。
在這樣傾聽您的話語之后,我深切地感覺到,大江先生的精神活動——對同時代的困難和現(xiàn)代人的窘境之認識,并不是抽象的理論,而是處于在眼前成長起來的光的存在這種絕對性影響之下。
現(xiàn)在回想起來,情況確實如你所說的那樣。生活在患有智障的孩子那個家庭里的成員,總是以此為前提而創(chuàng)作的自己小說里的寫作方法,自然會存在著批判。即便是我,倘若在與自己生活毫無關系的處所展開想象力并工作至今,就可能成為與現(xiàn)在的我全然不同的另一個作家了吧。
先前我說到,完全憑借展開自己的觀念開始創(chuàng)作小說,在剛開始寫小說的時候并沒有考慮到現(xiàn)實生活的反映。然而,此前我雖然這么認為,可回過頭來重新閱讀自己的小說時,卻發(fā)現(xiàn)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后半期,曾在戰(zhàn)爭中度過童年時光的農(nóng)村青年來到東京,在生活里始終懷有不安的心情,時代照射過來的這種光亮,也灑在了小說里的出場人物身上。
在日本,有一種叫做私小說的文類,是專門敘說自我的小說。而我則要寫出與此完全不同的東西,想要做日本人能夠介入世界文學的工作——這是學習外國文學的學生誰都抱有的野心,我也從一開始就有這種想法。
接著,我就開始了工作,但我寫的只是觀念性和想象性小說,于是很快就走到了盡頭。那會兒,我的孩子出生了,卻被告知身體異常。在那個瞬間,年輕的我進入了與以往生活全然不同的一種極限狀態(tài)。與那些狀況一一對抗下去的實際生活,同接受“寫出純文學的、全新的特別作品”的約稿連接起來,把自己生活于痛苦之中與將其寫在小說里的進程,就這樣開始了。小說創(chuàng)作接近尾聲,也為現(xiàn)實生活畫上了一個句號……當然,在現(xiàn)實里,我和光的共同生活還在繼續(xù)。光誕生之后的那一年,或許是自己這七十一年生涯中最為特別的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