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燕生在接受記者專訪時表示，這反映出由于當時國內價格體系的嚴重扭曲，上述虧損類商品在國內的計劃價格體系中的價格被明顯壓低，無法真實地判斷出口產品的比較優(yōu)勢，從而在很大程度上導致資源性產品的大量出口。相反，那些可以形成比較優(yōu)勢的勞動密集型的輕紡產品，在出口時只能靠接受補貼來彌補虧損。

由于缺乏刺激出口的因素，加之出口產品結構較為單一，1980～1985年成為我國出口的相對低增長時期。以數(shù)字為例，1985年我國的出口只比1980年增加了50.4%；同時，在1985年的出口中，初級產品的比重達到改革開放以來的最高點50.4%，石油和煤炭比重超過1/4，紡織品繼續(xù)保持5年前17%左右的水平。而最能反映我國勞動力比較優(yōu)勢的服裝和鞋類，出口增長不多。這種狀態(tài)在1985年后才逐漸發(fā)生轉變，而其內部動力則源于1984年年底我國采取的一系列推動出口的措施。

為了鼓勵出口，1984年年底，我國開始積極采取措施。當年9月，國務院轉批外經貿部《關于外貿體制改革意見的報告的通知》，首次提出了“政企職責分開，實行進出口代理制，工貿結合、技貿結合、進出結合”的外貿體制改革原則，在保留原有體制的條件下，把外貿經營管理權、外匯審批使用權分散、下放到各地方和部門，并配合以商品出口退稅、外匯留成等方法，調動了各方面的出口積極性。

經過一兩年的政策刺激后，從1985年開始，我國出口商品結構發(fā)生明顯轉變，逐漸走上了一條發(fā)揮勞動力優(yōu)勢、出口勞動密集型產品的輕型化蛻變之路，并由此帶來了持續(xù)的出口增長。中國出口產品經歷的第一次大的結構性轉變恰恰發(fā)生在1986年，以紡織服裝出口首次超過石油出口為重要標志。

汕頭市宜家貿易有限公司總經理陳雄勇回憶說，那時的出口商品結構之所以出現(xiàn)調整，主要是因為20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外貿領域逐漸打破行政條塊，地方外貿公司自負盈虧，外貿領域進入了競爭年代。而這種競爭使企業(yè)開始重新審視“以產定銷”的貿易形式，經營理念逐步從“賣方市場”朝著“買方市場”遷移。

這一時期商品結構變化，清晰地折射在素有外貿“晴雨表”之稱的廣交會之上。一批適銷對路的服裝、玩具、鞋類等成為廣交會上的主打產品；縫紉機、自行車、日用五金百貨等開始取代傳統(tǒng)的農副土特產品。

陳雄勇同時指出，反過來，通過廣交會這個對接國際市場的窗口，國內企業(yè)可以直接參與國際競爭，又進一步促進了產品形式和種類的創(chuàng)新。但他也坦言，這一時期的商品技術含量和附加值仍然較低，能叫得上牌子的產品數(shù)量屈指可數(shù)。

而引領我國產品轉型升級的外來關鍵因素，則是外資企業(yè)的帶動和影響。據(jù)張燕生介紹，20世紀80年代，我國的加工貿易主要是與我國香港地區(qū)和東南亞投資企業(yè)合作的輕加工制成品，如服裝、紡織品、箱包、鞋類產品的出口。境外企業(yè)利用與國際市場的聯(lián)系、技術和管理經驗，與中國低成本的勞動力和土地資源相組合，形成了新的出口競爭優(yōu)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