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嘉靖年間,聲勢顯赫、家財萬貫的內閣大學士嚴嵩的兒子嚴世蕃,一次在家中與眾賓客煮酒論“天下富有”,以其“積資滿50萬以上方居首等”,結果17家被列入,其中“山西三姓,徽州二姓”。到了清朝,有個叫徐珂的,他在《清稗類鈔》中對光緒時資產(chǎn)在30萬兩以上的山西富商還排了一個坐次,類似今天的福布斯雜志。平陽亢氏居首,為數(shù)千萬兩,其次有介休侯氏七八百萬兩,太谷曹氏六七百萬兩,祁縣百氏四五百萬兩,祁縣梁氏三四百萬兩,榆次常氏百數(shù)十萬兩,太谷劉氏百萬兩以上,榆次侯氏80萬兩,太谷武氏50萬兩,榆次王氏50萬兩,太谷孟氏40萬兩,榆次何氏40萬兩,太谷楊氏30萬兩,介休冀氏30萬兩,榆次郝氏30萬兩。
當然,徐珂對山西富商極盛時資產(chǎn)的估計,還不完全。
俗語云,“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晉商如此龐大的財富,究竟是怎樣實現(xiàn)原始積累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