買辦作為一個特殊的社會群體，最直接地接受著西方文化的某些影響，其主要表現(xiàn)在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上的變化。最早從上海到天津來的買辦，大多臨時住在英租界之內。而吳調卿、梁炎卿和鄭翼之都臨時住在招商局南棧。當時他們還沒有發(fā)跡，只是住每月2~6元房租的普通住房。

后來，許多買辦都擁有了自己的高級住宅。如逸信洋行買辦孫仲英的花園住宅，造價達50多萬元。王銘槐在英租界戒酒樓附近建造了自己的住宅。吳調卿也在法租界紫竹林紅樓后面買到樓房一所。庚子年后，吳調卿、王銘槐都在英租界推廣界達文波路（現(xiàn)建設路）購地自建住宅一處，與呂海寰、李盛鐸相鄰。另外兩位，梁炎卿、鄭翼之則在離此不遠的英租界推廣界廣東道（現(xiàn)唐山道）英國球場以北建筑了兩座相鄰的花園樓房大宅。比他們稍晚，沿法國花園路而建的李輔臣、莊樂峰等買辦的設計精美、風格各異的樓房巨宅，至今都是天津市引人矚目的豪華建筑，吸引來津旅游者參觀。

買辦在生活上一般都相當奢華。吳調卿在世時家中人口雖不足20人，但生活費每年達5萬元。家中的馬夫、男女傭人竟達50~60人之多。當然，也有的老一輩買辦因從小家境貧寒，封建思想又較重，往往是多種習性集中在一身。梁炎卿有妻妾4人，是15個兒女的家長。他一生不賭博，不奢華，屏絕煙酒，不備車馬。從不為公益事業(yè)出大錢，一生用錢儉嗇，只知努力存錢。他在全盛時期財產達2000萬，在各買辦中居第一位。等到第二代乃至第三代買辦，像梁炎卿式的生活方式早已改變。穿西服、吃西餐、乘汽車早已司空見慣。

買辦思想意識的真正深刻變化主要還不是物質生活方面的西化或奢華，而是表現(xiàn)在對子女的教育上。梁炎卿對子女教育問題的轉變最為典型。他把長子梁賚奎送往美國讀書，畢業(yè)于康奈爾大學和馬薩諸塞州州立農學院。他要求子女精通英語，諳熟西洋人的生活方式、交易禮貌和商業(yè)往來習慣。他不準子女沾染社會惡習，但是卻放任他們歐美式的奢華生活。梁氏子弟日常衣食起居一律歐化，他們都能講得一口極流利的英語，并且具備英國紳士作風。打網球、騎馬也都成了梁家子女的主要喜好，有的還成為聞名國內外的運動名手。梁炎卿的子女，大多數(shù)投身于進出口貿易和與外國經濟有關的行業(yè)。

另一位大買辦王銘槐則定下家規(guī)：子女從小學習德文。王銘槐的第三代王芷洲9歲即學德文，后來又入上海圣約翰大學，正值家道敗落，于是轉赴寧波教書。其父兄知道后，逼其辭職回津出任買辦。梁炎卿、王銘槐對子女教育的變化反映著一種社會觀念和價值取向的轉變。與傳統(tǒng)的中國社會士大夫不同，買辦不強調儒家的綱常禮教和“學而優(yōu)則仕”的出路，他們開始把經濟活動，特別是與外國有關的經濟活動視為家族的事業(yè)。買辦們雖然有不少人千方百計地擠進官場，甚至花錢捐官，但是他們的目的不是做官，而是以官銜作為一種身份以保障他們商業(yè)活動的暢通。他們教育子女背離傳統(tǒng)，讀洋文、上洋學，應該說是對某些中國傳統(tǒng)觀念的挑戰(zhàn)。

但是，買辦受中國傳統(tǒng)文化和習俗的影響仍然很深。除了個別人如雍劍秋西化程度很深，成為基督徒之外，大多數(shù)買辦在精神文化方面表現(xiàn)為雙重品格。他們過著雙重的節(jié)日——圣誕節(jié)、新年和春節(jié)。不少年齡較大的買辦，還常去天后宮燒香，如：正金銀行買辦魏信臣、平和洋行買辦邢輔庭、隆茂洋行買辦陳蔭堂、德盛洋行買辦張月丹、禮和洋行買辦陳錫昌等，都是天后宮的?？汀Ｋ麄冞€是“香燭社”的重要成員。

永興洋行買辦葉星海出身貧寒，后來成為天津很有影響的大買辦，他家因襲了舊天津大作壽誕、大辦紅白事的陋習。1929年7月26日是葉星海60歲生日，他借到黎元洪家的禮堂，請到500多位來賓。他不僅請到了勸業(yè)場全班雜耍演員，還由大華飯店承辦西式宴會，花費極大。事有不巧，兩個月后，葉氏病亡，他家又大舉殯葬，出殯的大隊在英、法租界巡回，繞了20多個街區(qū)才回到英租界進入特一區(qū)浙江義園，津門為之轟動。葉星海的壽葬兩事反映了津門買辦追求奢華、顯示富有的傳統(tǒng)積習。

從總量上，我們無法估計天津買辦擁有多少財產。但是，從有關著名的四大買辦的財產分析中，可以讓我們對天津買辦的財產規(guī)模有一個感性的認識。根據曾任天津海關道的蔡紹基估計，梁炎卿在全盛時期擁有財產大約2000萬元，數(shù)目高踞天津所有買辦之首。梁炎卿亡故后，他的子女析產時，財產估值為1000多萬元。梁所擁有的股票和證券，據1938年的估值為500萬元。1921年太古洋行買辦鄭翼之去世時，鄭家的財產據估計大約為1000萬元。據匯豐銀行華賬房的管賬人說，1927年，吳調卿去世時，所遺財產大約四五百萬兩。同年，仁記洋行買辦李吉甫財產估計大約為六七百萬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