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學者錢理群在他的《一代學者的歷史困境》一文中說：“那一時代服從政治需要的要求是絕對的，對其任何背離會直接威脅到自身的生存。這是我們考察這一代知識分子的選擇時，所必須充分注意并予以理解的。正是為了生存與自救，也部分地為了自己的信仰……總想努力跟上時代。他們不斷地檢查自己，在每一次政治和思想批判運動中，都或主動或被動地做種種或違心或半信半疑的表態(tài)?！?《讀書》，1994年7期)這一段話清楚而概括地說明了那時?情況。

一個哲學頭腦的改造似乎要更艱難一些，他需要思想的依據。就是說假話，也要在自己思想里能自圓其說，而不是不管不顧地照著說。于是便有了父親的連篇累牘的檢討。他已經給放在燒熱的鐵板上，只有戴著叮當作響的鐵鈴跳動。

他的改造除了客觀形勢使然，也有自覺成分。這個自覺成分最主要的原因是愛國。他有著對祖國對中國文化的深沉廣博的愛。這種愛不是對哪個朝代、哪個政權，而是對自己的歷史文化、對自己生存的空間、對自己的父母之邦的一種感情，如同遺傳因子傳下來，成為血。近百年來，我們的國家屢經喪權辱國，已經到了國不成國民不成民的地步。經過這樣的歷史，“中國人民站起來了”的巨吼怎能不讓人割舍一切!“若驚道術多遷變，請向興亡事里尋”，這是他以中華民族興亡為重的心聲。孟子早有話，“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三個層次分得很清楚。而現在有些人反而把朝代的變遷、政黨的利益放在最上，令人遺憾。

二十世紀的學者中，受到見諸文字的批判最多的便是馮先生。甚至在課堂上，學生們也先有一個指導思想，學習與批判相結合，把課堂討論變成批判會。批判胡適先生的文字也很多。但是他遠在海外，國內這邊越批得緊，對他可能反而是一種榮耀。對于馮先生來說，就是坐在鐵板上了。在這樣的情況下，當時的哲學工作者，除了極少數例外，幾乎無人不在鐵板下加一把火。這里我絕沒有責備的意思。那是時勢使然，個人很難違抗。應該說的是，馮先生對于批判者從來不心存芥蒂，在家里從來沒有對哪一個個人表示過不滿。他知道燒烤別人的人自己并不好受，而且大多后來也受到燒烤?！胺蜃又?，忠恕而已矣?！蔽以诟赣H身上感到他充滿理解與同情的博大胸懷。

馮先生在這種鋪天蓋地的批判中，單槍匹馬，但他不是孤獨的，他有思想為伴。他在思想。他愛自己的祖國，他還要衛(wèi)護中國寶貴的文化。在討論哲學遺產繼承問題時，他提出要區(qū)分哲學命題的兩種意義，具體意義和抽象意義，具體的不能繼承，只能繼承抽象意義，這就是著名的“抽象繼承法”。這一說法受到的批判達十余年之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