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三個人在女士們的房間里等教授來，大家都有點兒焦慮不安，或許是因為先前的期待過于強烈了吧。我們到布拉格是帶著使命的。G. 認識一位年輕的捷克移民，最近剛到紐約，我姑且稱他米洛斯吧。米洛斯想在哥倫比亞學建筑，在讀期間，他一時還找不到一份工作養(yǎng)活自己。他的父親認為有辦法幫助他，他有一些藝術作品可以賣掉，能賣不少錢，可是把這些珍貴作品帶出捷克斯洛伐克并不容易。我們是自愿幫忙的，打算把它們偷偷帶出去。我和J. 、G. 在都柏林和加利福尼亞打國際長途商量這事，這看起來絕對是魯莽的冒險之舉。冬日的光線從鐵幕后面照射過來，我們不免顧慮重重。那個時候，西方游客因最微不足道的走私行為被抓，一關幾個月甚至幾年的故事在旅游者中非常流行，大使館的領事或公使出面也無濟于事。我經(jīng)常沉湎于那種無聊的空想中，認為一間單身小牢房也許是最好的寫作空間，不過，在東方的集體監(jiān)獄中度過一段有始無終的日子，我對這種暗淡的前景實在不怎么看好。J. 和G. 向我描述的格萊特的那只香腸再次浮現(xiàn)在我的眼前，總之，或許是因某種內在的聯(lián)系，我感覺所有的東西都像那只香腸一樣因時間太久而布滿漬點，抽抽巴巴，它不是漂浮在鎳盤的水中，而是突然落在一只銹跡斑斑的錫盤子里，旁邊還有一塊灰綠色的厚面包片……此刻想打退堂鼓肯定是來不及了，門外響起了教授輕輕的叩門聲。     

他又高又瘦，面色蒼白，密密的短發(fā)覆在額前，那是北歐人的發(fā)型。第一眼看上去，難以確定他的年齡究竟是30歲還是60歲。他相貌英俊端正、近乎完美，長著一副斯堪的納維亞人的面孔，卻又帶著某種特別的謙遜。即使此刻他站在我眼前，我覺得也很難完全清楚地認識他，似乎在原本清晰的記憶的印痕上，有一道裂紋突然迸裂開來。我想他一定用了許多年時間試圖讓自己不被那些當權者、警察、間諜和告密者注意，他表面的真實已經(jīng)消失殆盡。他很像那種剛剛謝幕的演員，雖洗盡鉛華，面孔卻多少受到蝕損。他用一種鄭重、細膩、頗富中歐風格的方式與我們每個人握手，帶著憂郁的微笑，那種感覺不像是與我們初次見面，倒像是與我們做最后的道別。他的英語表達相當準確，微微有點兒口音。他用溫和沉著的語氣歡迎我們到布拉格來，似乎我們到的不是布拉格而是他自己的領地。在這里，我們多次聽到這種具有歸屬感的語氣表達，在知識分子圈里尤甚。這些藝術家、批評家、學者帶著流放者的激情認為這是他們的城市、他們的歷史，雖然破敗但仍然輝煌，具有一種堅不可摧的神秘，這是他們賴以維生的觀念，但許多珍貴的事物已經(jīng)從他們的生命中被拿走了。我?guī)Я艘黄棵舛惖膼厶m爾威士忌作禮物，教授叫道：“喔，是詹姆森!”語氣間透出他對這份珍貴禮物的熟識，似乎它來源于某個神奇的產地，就像中國的絲綢、撒馬爾罕的香料。他從我手里接過酒瓶，動作靈巧優(yōu)雅，同時帶著真誠的感激。怎么說呢，就是“courtly”——彬彬有禮而不失尊嚴。這讓我大為震動，我從未見過哪個人能如此恰當?shù)睾虾踹@種表達。

他在房間里踱了一兩步，我關房門的時候留意到他無框眼鏡后面閃動的不安，或者毋寧說閃動著警覺。他靜靜地握著威士忌站在那兒，雙臂繃在兩側，灰色風衣一直扣緊到喉嚨。G. 說起我們三個來到布拉格的使命，他聽了，立刻豎起手指，貼在嘴邊，讓她別出聲，然后指指天花板中間那只落滿灰塵的燈具。這是布拉格的另一種姿態(tài)，總是帶著凄楚的抱歉的微笑，對此，我們雖不陌生，卻很沮喪。的確，在各個地方都藏著竊聽器。

我們走進大廳，教授認為在那兒談話比較安全，當然也得壓低聲音才行。先前那兩個漂亮的黑眼睛姑娘已經(jīng)走了，塑料棕櫚樹下面的桌子上留著兩只空咖啡杯，杯子邊緣印著一道道紅色的唇吻。教授說，有大約20張照片，他希望我們能把它們帶給他兒子。我本以為是油畫，原來是照片，是一位我從未聽說過的捷克大師采用原始的接觸印相技術制作的，具有很高的價值。教授不乏憂慮地說，如果我們覺得把這批東西帶出國有些為難的話，一定別客氣，他可以再想別的辦法把它們送到紐約?？墒?，很顯然，我們是他唯一的希望。沒關系，沒關系，我們毫不猶豫地答應說，我們一定要幫他。他又帶著那種痛苦而憂傷的表情微笑了一下，清清喉嚨，小心翼翼地用中指推了一下眼鏡中間那道不太結實的金色橫梁。如果是這樣的話，不妨晚上到他家去吃晚飯，在那兒，既可以看到照片也可以見到他的妻子。這時，通往餐廳的兩道門在我們身后打開，兩個侍者從里面出來，每個人手里都端著一只淺托盤，上面摞著一疊用過的碟子，他們的腳跟與腳尖同時旋動，并列而行，仿佛老音樂片中那些舉止講究的男芭蕾舞演員。隨后，兩個人昂著頭朝廚房的方向走去，毫不費力地托舉著那堆高高的東西。房門打開的一瞬，我們瞥見了幾處細節(jié)，房間里有一張主餐桌。那是一張圓形大桌子，可容6到8個人圍坐。毫無疑問，我的記憶因偏見而夸張了我在那一瞥間的印象——許多豬擠在飼料槽前邊。教授嘆口氣說：“俄國?。”他們呼呼嚕嚕地大吃大喝，根本沒把餐廳里的其他人放在眼里。兩年后，在布達佩斯，我又見過他們一次，大約有12個人，當時，我很不明智地應邀去歐洲參加一個有關安全與合作的討論會①，那是一個關于冷戰(zhàn)的清談俱樂部，現(xiàn)在肯定解散了。會議的原意是希望促進東西方作家之間的友好交往，但事實上，在會議的大部分時間里，美國人和俄國人彼此表達著不滿和輕蔑，而把其他國家的代表看成是無足重輕的三歲小兒不予理睬。蘇聯(lián)代表團是作家協(xié)會成員，領隊是一個面色灰白、臉如刀刻的男人，穿著松松垮垮的西裝，吸著變了質的香煙，一口糟糕的牙齒，午餐休息時間他們霸著咖啡廳里最大的桌子，邊吃邊說，連呼帶叫，將一種難登大雅之堂的粗俗的勝利感盡情地表露出來。當然，如今回想起來，我仍然納悶，是否他們以及與他們相似的在布拉格餐廳的那些人，只是為了要讓自己的高叫壓過別人的聲音——因為那些貼近他們的耳朵悄悄告訴他們的話，他們冷硬的內心早已知道——到衛(wèi)星城進行一場短途旅行、到俄國郊外的別墅度假、在莫斯科狂歡縱飲、自由兌換外幣等等，所有在極權國家被當做特權的東西，正在走向終結，一切很快就被新興的黑手黨階層、犯罪集團和奢靡無度的總統(tǒng)家族的成員所控制。不過，迄今為止，這些代表仍然一個都沒少，莫斯科的政客仍然伸著長長的豬嘴四處打探。盡管隔著兩道半透明的門，在房門旋開輕合的剎那，他們一對一對地消失在我們的視野里，最后一個，肥頭大耳，我們看見他坐在桌子的首位，后背沖著我們，貼在椅子下的腳套著一雙粗肥的黑鞋，仿佛兩只胖大的豬蹄，兩條褲管拉起來，露出兩只皺皺巴巴的灰色短襪和兩塊肥胖多毛的腿肚子，直到最后，他們全都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