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開了水木清華，我同寅恪先生有一個長期的別離。我在濟南教了一年國文，就到了德國哥廷根大學。到了這里，我才開始學習梵文、巴利文和吐火羅文。在我一生治學的道路上，這是一個極關重要的轉折點。我從此告別了歌德和莎士比亞，同釋迦牟尼和彌勒佛打起交道來。不用說，這個轉變來自寅恪先生的影響。真是無巧不成書，我的德國老師瓦爾特·施米特教授同寅恪先生在柏林大學是同學，同為呂德斯教授的學生。這樣一來，我的中德兩位老師同出一個老師的門下。有人說：“名師出高徒?！蔽业睦蠋熀吞蠋焸儾豢芍^不“名”矣，可我這個徒卻太不“高”了。忝列門墻，言之汗顏。但不管怎樣說，這總算是一個中德學壇上的佳話吧。

我在哥廷根十年，正值二戰(zhàn)，是我一生精神上最痛苦然而在學術上收獲卻是最豐富的十年。國家為外寇侵入，家人數(shù)年無消息，上有飛機轟炸，下無食品果腹。然而讀書卻無任何干擾。教授和學生多被征從軍。偌大的兩個研究所：印度學研究所和漢學研究所，都歸我一個人掌管。插架數(shù)萬冊珍貴圖書，任我翻閱。在漢學研究所深深的院落里，高大陰沉的書庫中；在梵學研究所古老的研究室中，闃無一人。天上飛機的嗡嗡聲與我腹中的饑腸轆轆聲相應和。閉目則浮想聯(lián)翩，神馳萬里，看到我的國，看到我的家。張目則梵典在前，有許多疑難問題，需要我來發(fā)覆。我此時恍如遺世獨立，苦歟？樂歟？我自己也回答不上來了。

經(jīng)過了轟炸的煉獄，又經(jīng)過了饑餓，到了1945年，在我來到哥廷根十年之后，我終于盼來了光明，東西法西斯垮臺了。美國兵先攻占哥廷根，后來英國人來接管。此時，我得知寅恪先生在英國醫(yī)目疾。我連忙寫了一封長信，向他匯報我十年來學習的情況，并將自己在哥廷根科學院院刊及其他刊物上發(fā)表的一些論文寄呈。出乎我意料地迅速，我得了先生的復信，也是一封長信，告訴我他的近況，并說不久將回國。信中最重要的事情是說，他想向北大校長胡適、代校長傅斯年、文學院長湯用彤幾位先生介紹我到北大任教。我真是喜出望外，誰聽到能到最高學府來任教而會不引以為榮呢？我于是立即回信，表示同意和感謝。

這一年深秋，我終于告別了住了整整十年的哥廷根，懷著“客樹回看成故鄉(xiāng)”的心情，一步三回首地到了瑞士。在這個山明水秀的世界公園里住了幾個月，1946年春天，經(jīng)過法國和越南的西貢，又經(jīng)過香港，回到了上海。在克家的榻榻米上住了一段時間。從上海到了南京，又睡到了長之的辦公桌上。這時候，寅恪先生也已從英國回到南京。我曾謁見先生于俞大維官邸中。談了談闊別十多年以來的詳細情況，先生十分高興，叮囑我到雞鳴寺下中央研究院去拜見北大代校長傅斯年先生，特別囑咐我?guī)衔矣玫挛膶懙恼撐?，可見先生對我愛護之深以及用心之細。

這一年的深秋，我從南京回到上海，乘輪船到了秦皇島，又從秦皇島乘火車回到了闊別十二年的北京（當時叫北平）。由于戰(zhàn)爭關系，津浦路早已不通，回北京只能走海路，從那里到北京的鐵路由美國少爺兵把守，所以還能通車。到了北京以后，一片“落葉滿長安”的悲涼氣象。我先在沙灘紅樓暫住，隨即拜見了湯用彤先生。按北大當時的規(guī)定，從海外得到了博士學位回國的人，只能任副教授，在清華叫做專任講師，經(jīng)過幾年的時間，才能轉向正教授。我當然不能例外，而且心悅誠服，沒有半點非分之想。然而過了大約一周的光景，湯先生告訴我，我已被聘為正教授，兼東方語言文學系的系主任。這真是石破天驚，大大地出我意料。我這個當一周副教授的紀錄，大概也可以進入吉尼斯世界紀錄了吧。說自己不高興，那是謊言，那是矯情。由此也可以看出老一輩學者對后輩的提攜和愛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