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已經(jīng)到了望九之年。過去八十多年的憶念，如云如煙，浩渺一片。但在茫茫的煙霧中，卻有幾處閃光之點，宛如夏夜的晴空，群星上千上萬，其中有大星數(shù)顆，熠熠閃光，明亮璀璨。無論什么時候回想起來，都晶瑩如在眼前。

我對于湯用彤先生的回憶就是最閃光之點。

但是，有人會提出疑問了：“你寫了那么多對師友的回憶文章，為什么單單對于你回憶中最亮之點的湯錫予（先生的號）先生卻沒有寫全面的回憶文章呢？”這問得正確，問得有理。但是，我卻有自己的至今還沒有說出來過的說法。試想：錫予先生是在哪一年逝世的？是在1964年。一想到這個年份，事情就很清楚了。在那時候，階級斗爭已經(jīng)快發(fā)展到年年講，月月講，日日講的程度。所謂“無產(chǎn)階級文化大革命”雖然還沒有爆發(fā)，但是對政治稍有敏感的人，都會已經(jīng)感到“山雨欲來風滿樓”的高壓氣氛。錫予先生和我都屬于后來在十年浩劫中出現(xiàn)的“資產(chǎn)階級（反動）學術權威”這一號的人物，我若一寫悼念文章，必然會流露出我的真情來。如果我還有什么優(yōu)點的話，那就是，沒有真感情，我不寫回憶文章。但是，在那個時代，真感情都會被歸入“小資產(chǎn)階級”的范疇，而一旦成了“小資產(chǎn)階級”，則距離“修正主義”只差毫厘了。我沒有這個膽量，所以就把對錫予先生懷念感激之情，深深地埋在我的心靈深處。到了今天，環(huán)境氣氛已經(jīng)大大地改變了，能夠把真情實感從心中移到紙上來了。

因為不在一個學校，我沒有能成為錫予先生的授業(yè)弟子。但是，他的文章我是讀過的，他的道德我是聽說過的?！案呱窖鲋?，景行行止”，他早已是我崇拜的對象。我也崇拜一些別的大師，讀其書未見其人者屢見不鮮。但我卻獨獨對錫予先生常有幻象；我想象他是一個瘦削慈祥的老人，有五綹白須，飄拂胸前。對于別的大師，沒見過面的大師，我從來沒有過這樣的幻象，此理我至今不解。但是，我相信，其中必有原因，一種深奧難言的原因。既然“難言”，現(xiàn)在就先不“言”吧。

1945年，我在德國呆了整整十年之后，二戰(zhàn)結束，時來入夢的祖國母親在召喚我了。我必須回國了?；貒?，必須找一個職業(yè)，用當時的話來說，就是“搶一只飯碗”。古人云：“民以食為天”，沒有飯碗，怎么能過日子呢？于是我就寫信給我的恩師、正在英國治療目疾的陳寅恪先生，向他報告我十年來學習的過程。我的師祖呂德斯（Heinrich Lüders）正是他的老師，而我的德國恩師瓦爾特?施密特（Ernst Wald schmidt）正是他的同學。因此，我一講學習情況，他大概立即了然。不久我就收到他的一封長信，信中除了一些獎掖鼓勵的話以外，他說，他想介紹我到北京大學任教。這實在是望外之喜。北大這個全國最高學府，與我本有一段因緣，1930年我曾考取北大，因夢想出國，棄北大而就清華?，F(xiàn)在我的出國夢已經(jīng)實現(xiàn)了，陰陽往復，往往非人力所能定，我終究又要回到北大來了。我簡直狂喜不能自已，立即回信應允。這就是我來北大的最初因緣。

1945年10月，我離開住了十年的“客樹回望成故鄉(xiāng)”的哥廷根，揮淚辭別了像老母一般的女房東，到了瑞士，在這山青水綠的世界公園中住了將近半年，然后經(jīng)法國馬賽、越南西貢、英國占領的香港，回到了祖國的上海。路上用了將近四個月。時二戰(zhàn)中遺留在大洋里的水雷尚未打撈，時時有觸雷的危險。載著上千法國兵的英國巨輪的船長，隨時都如臨深履薄，戰(zhàn)戰(zhàn)兢兢，終于靠他們那一位上帝的保佑，度過了險境，安然抵達西貢。從西貢至香港，海上又遇到颶風，一晝夜，小輪未能前進一寸。這個險境也終于度過了。離開祖國將近十一年的兒子又回到母親懷抱里來了，臨登岸時，我思緒萬端，悲喜交集，此情實不足為外人道也。

初到上海，人地生疏，我仿佛變成了瑞普.凡.溫克（Ritvan Winkel），滿目茫然。幸而臧克家正住在那里，我在他家的榻榻米上睡了十幾天。又轉到南京，仍然是無家可歸，在李長之的辦公桌上睡了一個夏天。當時寅恪師已經(jīng)從英國回國，我曾到他借住的俞大維的官邸中去謁見他。師生別離已經(jīng)十多年了。各自談了別后的情況，都有九死一生之感。杜甫詩說“今夕復何夕？共此燈燭光”，不啻為我當時的心情寫照也。寅恪師命我持在德國發(fā)表的論文，到雞鳴寺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去見當時北大代理校長傅斯年先生，時校長胡適尚留美未返。傅告訴我，按照北大的規(guī)定，在國外拿了學位回國的人，只能給予副教授的職稱。我對此并不在意，能入北大，已如登龍門了，焉敢還有什么癡心妄想？如果真有的話，那不就成了不知天高地厚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