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臺灣讀大學，我們那個時代基本上不用花錢。除了不繳學費以外，一張公費條子就過四年。不過，伙食的量不夠，菜也只有一樣，沒有油水。大家吃的飯很差，一直是半饑餓狀態(tài)。

我第一年在外文系讀書，老師中英千里最高明，英文不錯，幾個修女和女傳教士教我們會話，我得她們益處很多。英千里教的是英國文學史，講得非常有意思，大陸有一個話劇演員英若誠，就是英千里的兒子。英千里的爸爸是英華，這是滿族名字，不是漢名，辛亥革命之后，“英”變成他們的姓了。當時英若誠沒有跟英千里去臺灣，也是時代的風氣所然。許多人的孩子都留在大陸，歡迎新中國，胡適、李濟的兒子都留在大陸。胡思杜后來批判爸爸胡適，當然不是自己的意愿。

中文系臺靜農(nóng)先生跟劉崇鋐先生一樣，是無為而治。臺先生是北京輔仁大學的底子，發(fā)展中文系的基本路線是樸學，他自己不做樸學，而研究文學史，書法寫得好。他是魯迅的學生，一直膽怯，怕政府搞他，他對政府也一直不喜歡。董同龢先生教語言學，一直做得不錯，出了不少好學生。文學方面是戴君仁先生和鄭騫先生，在臺灣古典詩詞教育方面的功勞很大。葉嘉瑩是輔仁大學出來的，跟他們做同事，受二老的影響很多。葉嘉瑩在臺灣被關(guān)起來是因為丈夫的關(guān)系，這就是白色恐怖。另外一位張清徽，跟葉嘉瑩教授是同時代的才女。

我在臺大外文系讀了一年后轉(zhuǎn)入歷史系。因為我入校的國文、歷史成績引起閱卷教授的注意，拿我的卷子給傅斯年校長看，傅校長說：“應該去讀歷史系?！碑斎粍e的老師也知道了。那時候我的院長、系主任兼教務長、校長三個人都讓我轉(zhuǎn)系，我還有什么話說呢？轉(zhuǎn)到歷史系以后，我照舊上外文系主要的課，像散文、英國文學史。

名師云集

“中央研究院”帶去的人馬都在臺灣大學中文系、歷史系和考古人類學系兼課。我從大二開始，基本上就和“中央研究院”結(jié)緣了。我到二年級以后，就到歷史系和考古人類學系。我在本科的時候是歷史系為主，考古系為副，到研究生的時候就跨足兩系了。我是文科研究所的第一個文科研究生。在臺大，我興趣廣泛，選課加旁聽，跨了四個系：歷史系、外文系、考古人類學系和中文系。

從大二開始，我上李宗侗、董彥堂、李濟之、凌純聲、勞貞一等老師的課，常常一個人一班，他們都是一流的老師。說是特別照顧，其實也相當累，因為上一人班連打瞌睡的機會都沒有，進度比較快，要念的書就比較多。我跟這幾位老師，受他們的提拔、訓練，至今感激師恩。

李濟之先生是第一等聰明人。上課細密精致，純學者的風度，做事和研究一樣，一板一眼，行政能力強，井然有序，做得非常好。

沈剛伯先生也是第一等聰明人。沈先生是道家，看事情清楚；淡泊寧靜，看上去好像是不在乎，但是有自己的原則。沈先生在學術(shù)上沒有做研究，他教書真好，演講口才真好，做行政是無為而治，但是大節(jié)絕不含糊，任了二十幾年文學院院長，穩(wěn)定而進步，這就了不起了。當時行政上的事情也不少，對教授的聘用，對學生衣食住行的安排，對教員宿舍的安頓，都是麻煩事。他和國民黨若即若離，使國民黨沒有辦法。他不耐煩做細致的工作，述而不作，一輩子就寫了三兩篇文章。跟他一起開會，要言不煩，你滿堂議論，他兩句話就擺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