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經國的生活非常平民化，人很聰明，他跟你講話，兩手交握，眼睛看著你，不插嘴，聽了一段，問：“還有呢？”他有時候會反駁：“我不是這么想，我有不同的意見。我跟你講吧……”他講不同的意見反駁我，可反駁中他也聽我的意見。除了公事之外，我跟他討論的問題相當雜，他問我：美國的社會，工會的力量，民主制度好處在哪里，壞處在哪里； 民主的意義，自由的意義。關于民主、黨外運動，我們也談過話，我解釋：一個水壩，拼命往上筑高，壩堤一決，水一沖擊，誰也受不了。壩降低，水流緩下來，松弛堤后面的壓力，這個是好事情。

至于海峽兩岸的事情，開放老兵探親，是他自己的主意。這一招相當高明，一方面開放臺灣內部的黨禁，一方面跟大陸重新建立聯系。蔣經國開放報禁、黨禁，可是頑固分子跟特務一次一次上呈，請他同意抓人和阻擋，他卻不簽。黨外人士在圓山飯店開會，成立了民進黨，特務非常緊張，要求抓人。他一言不發(fā)，一字不批。關于黨禁的問題，有些學者還說要制定政黨法，蔣經國也不理，他說：“政黨存在就存在，不要去管他政黨法不政黨法?！边@話是對的。

蔣經國跟我的幾次談話，在某種程度上互相增進了解。蔣經國不大相信書本，我不能同意他的很多意見，他也不同意我的很多意見，能談談話已是很不錯了。所以，我在他死了以后，愿意在蔣經國基金會服務，紀念這一位有彈性的人物。

殷海光

要我評論殷海光，我必須從《自由中國》說起。老實說，這一個刊物，威脅不了老蔣政權，臺灣風雨飄搖，老蔣要集中所有力量，在他心目中，一心一意不能有分歧。所以，他叫自由分子包括北大、清華、臺大這一系統(tǒng)的人作“異議分子”、“分歧分子”，理由是異議和分歧會使得人心混亂。他最怕的是自由分子，以及本土的力量——后來演變成“臺獨”力量。李萬居是當地的力量，雷震和《自由中國》是自由分子力量。實際上，雷震本身不是北大、清華系統(tǒng)下來的人，他原是國民黨的人，也很不單純，這個人不是純從自由的理念出發(fā)。當年在重慶，他和先父及舅舅，都有來往。他可能有另樹一幟的企圖。他為人深沉，也很有計謀。當年在南京行憲的時候，立法委員跟國民代表大會代表，多由他挑選候選人。所以，在“立法院”和“國民大會”，他也有一股力量。他是一個政治人物，比胡適先生復雜多了。殷海光是筆桿子，是雷震用來沖鋒陷陣的。

國民黨是一黨專權，要加緊掌握權力，所以對知識分子非常鉗制，殷海光就在這時候倒霉。我教書的時候，跟殷海光來往頗多。他的自由主義，非蔣氏政權所喜，學校訓導處不讓他上臺演講。有一回，我氣不過，自己辦演講會，請他坐在臺上替我講，他的演講很有煽動力，其實現在講起來很膚淺。我是尊重他的人品，并不在意他的學問。殷海光的骨氣勝于學問，但當時只有他硬撐著一股氣，所以大家把他當作自由主義的標桿。我也佩服他的骨氣。

殷海光一輩子標榜自由思想、自由主義，到了晚年，他受捧之余，不免自負是大師，這是與自由主義矛盾的。他相信一個學說，就相信到崇拜的地步，這也不是學術應該有的態(tài)度。可是他與專政做抗爭，這是我佩服他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