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是要向大家證明我是一個很全面發(fā)展的人，我現(xiàn)在體育肯定沒有問題，我長跑的時候就是國家的——雖然不是一級健將級的運動員，但肯定是有級別的，而且是市里、區(qū)里數(shù)一數(shù)二的運動員；我現(xiàn)在賽車也是全國冠軍。我智力肯定也沒有問題。德這個東西真不好說，我的政治課、思想品德可能分數(shù)很低，但是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比如有的時候車隊在維修區(qū)或者別的什么地方，路上有一個罐子在那兒，肯定只有我一個人撿走；或者有時候我看見地上有一個石頭或有一個坑，肯定是——除了我以外我也不知道還有沒有別人，但我肯定會把那個石頭挪開，或者想別的辦法。我甚至會在那里守那個坑，會打電話給警察，設立一個警示牌才會走。我不覺得這是我品德好，而是覺得大家都應該這么做，但這至少證明我不是一個品德不行的人，雖然有的時候我會說說臟話，但是我想大家也都說過，現(xiàn)在誰能夠跳出來說我這輩子沒說過臟話，那我真是承認你的品德很好，我沒有辦法［不說］。

所以我就是想證明給大家看，我是一個德智體美勞全面發(fā)展的好孩子。有的時候在證明的過程當中需要更小的證明，就像別人說我不會賽車一樣，那我就要證明給別人看我會賽車。其實都是一樣的，大家都一樣，都是為了爭口氣，為了給大家看看，其實我也是很簡單地這么去想的。

何東：有一篇新聞說的，因為一篇稿子的事情，你不服氣跟出版公司打官司是嗎？

韓寒：就是我博客上的文章要出成一本書，簽給了北京一家公司，他們先付給了我40萬。因為他們之前違過一次約，于是合同里就約定我交稿子的那天他們付剩下的錢。結果到了那一天我去交稿子，他們不知道是董事長換了還是怎么的，就說不要這個稿子了，怎么都不肯要，說他們沒錢，說你先把稿子拿回去，等我們什么時候有錢了再通知你。后來過了兩個月——他們還搬了地址，我一直打電話很輾轉地到處找他們——兩個月后他們就告我不按時交稿，說我沒有按照合同來。但合同上約定的是一手交稿、一手給錢的。其實這是個很簡單的事情，所以我都沒有去仲裁庭，但是最后仲裁庭就判我輸了，就是說書稿上沒有我的簽章，就不能說明這是一個標的物。這是一個很無理的要求，如果這個成立的話，那全國的出版社都可以告作者違約，因為現(xiàn)在大家都是交電子稿件的，你怎么簽章？簽章的話，可能一個規(guī)范的合同上面有，很早的時候書稿上要有作者的簽章，但是現(xiàn)在大家不是交光盤就是交電子郵件，根本沒有簽章。何東：你在出版上老有糾纏，而且基本上官司都是在北京。

韓寒：應該就是這一起了。他們以前就違過一次約。我剛開始來北京的時候，發(fā)現(xiàn)一切都挺好的，都是挺豪爽的，后來我發(fā)現(xiàn)這都是假的、假大方。上海的氣氛可能和北京有所不同，大家都說北京是一個——感覺搞文化的就得去北京，但是我到現(xiàn)在都沒弄明白為什么。后來我就去了北京，真的是覺得北京——當然我也不能對一個地方的人下什么定論，我覺得每個城市的人本質(zhì)上都是差不多的，可能只是表面上表現(xiàn)出來的不一樣。但事實上我所有的糾紛、違約什么的過錯——那當然我是沒有過錯的——基本上都發(fā)生在北京。后來我的車實在不行了，我覺得我沒辦法再待［在北京］了，就回了上海，但現(xiàn)在我所有的出版合同、以前唱片公司做的合同、賽車的合同都在上海，而且都履行得很好。

何東：上海有那么多出版社，你為什么還跑到北京來？

韓寒：因為當時我從雜志上看到北京有一個汽車改裝店，而那時候我買了一輛富康，想要改裝一下，就來到了北京，然后又認識了幾個朋友。我到北京應該是2002年初到2003年左右。

后來就一直住在北京，住了3年多。其實練車都是在北京，但是在北京的確是很難做成事情。其實忽悠人并沒有錯，北京人其實都很習慣，你忽悠我，我也不聽你的，我也跟你忽悠忽悠，然后大家很開心。但是我是很當真的一個人，所以就老是不能接受這種事兒。后來就回上海了，北京不適合我。

何東：有一個出版社正式地給你出了兩本書？然后又說要打官司？

韓寒：也有，那個是江蘇的。我其實不大喜歡打官司的，很多很多的侵權［我都沒有打官司］。但是當時他們要出這個書的漫畫，我說你出也可以，首先名字你得用我的書名，就寫是根據(jù)我這個書改編的漫畫，書還是這個名字，內(nèi)容不要有太大的改動——我甚至沒有要人家什么錢。后來書出來的時候，連書名都換了，打著我一本新書的名義出的，那肯定不能這樣子做。

何東：真的是這樣的話，你能抓住得嗎？盜版的也有。